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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4-11-13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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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女儿：革命后代要全力支持习近平反腐(图)

2014年11月13日 02:28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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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是由革命后代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很松散，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联谊会成员很广泛，父辈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后代都可以参加联谊会。

胡木英中共著名理论家胡乔木之女，退休干部，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

原标题：革命后代要全力支持反腐反腐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新京报：今年你在“延安儿女联谊会”新春团拜会上的讲话引起很大反响，你是即兴发言还是准备了很久？有人授意吗？
胡木英：讲话并没有复杂的背景。这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的反腐斗争，给我印象深刻，中央向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开刀，很鼓舞人心。我感觉到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应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持习总书记，作为延安儿女、革命后代，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团拜会半个月前，我准备这篇发言稿，把大家平时的意见综合起来，代表大部分革命后代的想法。
新京报：你说在讲话中提到，党中央反“四风”是“动真格的了”。你从哪些方面感受到的？
胡木英：关键不是看说了什么，而是看做了什么。以前也提反腐倡廉、群众路线，但没有长久践行下去，成效不大。习总书记不仅态度鲜明地提出“反四风”、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而且带头实践，落到实处。他亲自去河北参加民主生活会，出行不封路等等。上面带了好头，政策才容易推行。
在反腐方面，老虎、苍蝇一起抓，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把周永康、徐才厚等党内的大蛀虫抓起来，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是空前的。
新京报：你说“这场斗争极为复杂，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基于哪些观察得出的？
胡木英：党内的腐败分子数量不少，从基层干部到高级干部都有，他们已经丢掉了共产党的信仰，走到了人民对立面。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手中权力反扑。
“官老爷”消极对抗“反四风”
新京报：你观察到的反四风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得到有效遏制，上面抓得严，下面不敢胡作为。但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还普遍存在，现在对“胡作为”有禁止性规定，但对“不作为”的惩罚较少。有些党员干部消极不作为，生怕出问题。
我们联谊会筹资拍了一部反映延安儿女精神风貌的纪录片《延安的儿女们》，拍完后到各部门送审，三年还没有审批下来。各部门相互推诿，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
新京报：反四风中存在哪些困难和阻力？
胡木英：阻力来自党员干部内部。有的共产党干部已经变成了“官老爷”，对人民趾高气扬，讲排场，要享乐。他们过去放松惯了，现在突然紧张起来，会不习惯，有抵触情绪，有的行为上不敢违抗，但消极对抗。
新京报：有官员抱怨，反四风对工作和生活管得太死，“官不聊生”，你怎样看待？
胡木英：这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应该说的话。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贪图享乐。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就不会在意自己过得怎样。父辈们从延安走过来，生活艰苦朴素，他们从来不关心物质条件，一心扑到工作中。如果抱怨，还不如自己主动辞了。
极少数“红二代”破坏革命后代形象
新京报：延安儿女联谊会是怎样的组织？平常有什么活动？有很显赫的“红二代”参加吗？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是由革命后代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很松散，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联谊会成员很广泛，父辈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后代都可以参加联谊会。联谊会并不是围绕着显赫的领导人的后代转，这个团体中不仅有元帅的儿子，也有红军战士的后代。在这个团体中，大家都是平等的。
新京报：新春团拜会是联谊会最重要的活动，是怎么组织的？
胡木英：联谊会是在春节前后，把延安儿女组织起来团拜。形式很简单，用很少的钱租一个老旧礼堂，大家聚集起来，吃的喝的都不发，就发我们印的一页小报，介绍这一年的活动发展情况。每年团拜会都有四五百人参加，气氛很活跃，大家踊跃发言，想为社会贡献余热。
新京报：社会上对“红二代”有些非议，认为他们享受了特权。

胡木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红二代”是社会上对革命后代约定成俗的称谓，这个称谓比较模糊。大多数红二代是普通人，勤勤勉勉工作，直至退休。以我的亲身经历，上山下乡，我都跟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但是不排除有极少数红二代，腐化堕落，利用父辈的权力捞好处、挣大钱，背离了人民群众。我认为不能把他们称为“红二代”，称为“官二代”更合适。这极少数人破坏了我们革命后代的形象，辜负了他们父辈的革命教育。
新京报：你在团拜会上呼吁“红二代”对于中央反腐“不打横炮、不帮倒忙”，是针对什么？
胡木英：当前反腐形势很严峻，我们作为革命后代，肩上责任更重大。我们要全力支持习总书记反腐，管好自己的嘴和手，不搞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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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4-11-13 11:15
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阻力 法治保护经济改革成果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一年来，谈谈你对改革的切身感受？

胡德平：过去有一段时间，特别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我觉得很恐怖。王立军公开说：只要把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来查，我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我曾给中央写信说过，这个说法很恐怖；后来我也公开发表过意见，认为主要是司法工作出了问题。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全面改革，惩治贪腐，法治往好的方向变化，虽然我得到的论据不是很多，但恐惧感逐渐解除了。这次中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新京报：四中全会刚刚开完，您对这次会议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胡德平：我感触最深的是，党提出用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比如强调宪法权威，约束公权、保护私权等等。

新京报：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改革”，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两者在国家治理层面有什么逻辑关系？

胡德平：“全面改革”到现在一年时间了，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土地、金融领域的改革。怎么来保护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这就需要法治，这两次全会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结合得很紧密。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属于上层建筑的改革，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

新京报：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胡德平：当然。提倡法治，对权力进行制约，包括这次强调的立法，违宪审查，共产党要带头守法，这些都属于政治领域的改革。

政治体制配合，才能走出深水区

新京报：你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哪方面的改革？

胡德平：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重要，全面改革需要各个领域互相配合，几个领域的改革一起往前走，要同步。否则体制不顺畅，改革的执行力层层衰减，地方层层截留中央的意见，这是不行的。

新京报：回顾1978年到现在，当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特点？

胡德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很匹配的。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当时提倡思想解放，打破思想枷锁，推进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但这以后很长一段阶段，对经济体制改革说得比较多，政治体制改革讲得少。

我觉得，现在又到了各个领域改革全面配合的时候。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能配合上，改革进程会推进得更快，不会老是处于攻坚阶段，老是在深水区耗费时间，搞得“师老兵疲”。

新京报：你觉得到现在为止，中央是否已经完成了改革的顶层设计？

胡德平：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又进入了攻坚期、深水期，继续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依法治国。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要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出现矛盾，应该用法律手段进行调解。比如现在贫富差距很大，可以考虑征收一些相关的税，对于市场上出现不规范的行为，要考虑进行限制。

但是唯有一个不能保护的，就是权钱结合、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部分人和国家、和党都是对抗性的矛盾。

特殊利益集团一切非法所得应归还人民

新京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是不是现在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

胡德平：他们（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也是人民群众和全党要极力打击根除的。虽然这部分人还有势力，但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侵占人民的财产，侵占国家的财富，应该依法来处理。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都应该归还人民。

新京报：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很大，要清除改革阻力，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胡德平：十八大后，典型大案要案确实是大胆地揭露了。普遍性地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我觉得也基本刹住了。但是，从制度建设、干部培养，包括对当前对抗性矛盾的认识上，我觉得还远远不够。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条路已经指出来了，要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我觉得没有两代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一代人算25年的话，两代人就要50年。

新京报：今年陆续通报了周永康、徐才厚案，你对中央查出两案怎么看？

胡德平：习近平同志说徐才厚的问题时提到，我们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从制度上反腐，还有待研究。他们是怎样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怎么贻害人民，和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矛盾，这些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新京报：怎么看反腐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胡德平：反腐是推进改革的一个巨大动力。改革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不但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更要让老百姓有机会分享改革成果。唯有如此，才会拥护改革。新京报记者 关庆丰

要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我觉得没有两代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一代人算25年的话，两代人就要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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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ftx2012    时间: 2014-11-13 11:18

   据说胡乔木是当年党内第一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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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4-11-13 11:23
今年3月4日，百度“北戴河吧”发布了一个一句话的冷贴：“马超群真被抓了？啥时候？”这个帖子，最先透露了马超群遇大事的消息。

昨日大家已经知道，在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里，搜出1.2亿元现金，74斤黄金，房产手续68套。媒体称“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我没觉得触目惊心。别说是科级干部，不是官员的村官、股长、国有企业的小头目，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连带搞一家两制敛财上亿的例子多了去，没公开报道的就更多。要说打科级及以下公职人员的苍蝇，首先应在公、检、法系统查找，那里的苍蝇肯定个头大、病毒多；其次土地、银行、交通、税务、财政等系统也是苍蝇扎堆之处。这么说吧，体制内只要是权力被追捧之地，无一例外，全都是招蝇养蛆的粪坑，都能养出一窝子长尾巴肥蛆。

我对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的建设投资很感兴趣。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9日，其前身始创于1958年。公司成立时“秦皇岛晚报”发了报道稿，其中介绍道：近几年来，北戴河供水总公司筹资5700多万元，对北戴河区十数条道路的约35公里的供水管网进行了更新改造，全部采用带内衬的球墨铸铁管和柔性接口，不仅使出厂水免受二次污染，更大大降低管网暴漏率。

总经理马超群真是个能人。前几年全公司总筹资才5700多万元，而他被搜出的财产价值，就数倍于供水建设用款，单说68套房子，至少也值个六、七千万。从“挪用公款”这条看，这个“富可敌公”的小官，不单纯依赖受贿和贪污，74斤的黄金全由行贿人送来，这可能性也不大，他应该是成功地实践了“一家两制”的特色体制，聚起那么多的财富，也不是光是近几年在总经理位置上以权谋私的收获。

拥有68处房产，当然不是为自己家住的，这就说明他的投资眼光相当敏锐。可是这里有矛盾的地方：说他理财精明吧，家里却搁着上亿现金；说他不会理财吧，他又确实能挣钱、能滚动增值。我想，这是吃了“土鳖”的亏。这人，在海边上却没有放眼海外的胸襟，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与兴趣，而对本土则太过于放心。一个爱国的贪腐分子，往往免不了要犯这种低级可笑的错误，这教训值得所有没被整到的贪腐人士认真借鉴。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担负着中央首长和百万中外游客的安全供水任务，一直受到用户的好评。马超群贪的虽多，但这毫不影响中央首长和中外游客的用水，各路大小用户对他的工作没有过不满意见。也就是说，马超群是个做出了很大成绩的贪官，是个对用户负责任的贪官，是个有贡献、有担当的贪官，是个半心半意就能让首长和群众满意的贪官。

如果马超群不贪，北戴河的供水建设、供水质量会是什么样子呢？不知道。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对贪腐结果与供水公益的关联因素门里清的，恐怕只有马超群一个人。
自来水哗哗地流，大家看得到，感觉世界正常、社会和谐、生活美好；社会公益流失，国民血汗哗哗地流，肉从身上一块一块地掉，大家毫无知觉，没人感到痛也不可能发现伤口。等到公仆偶尔遭遇倒霉事，才哎呀一声：卧草！又被喝了不少血！

贪腐遍地，民疴危重，而失血掉肉还不是绝症。不治之症是失血掉肉却无知无觉，甚至失血掉肉中还乐乐呵呵，对提供“正常服务”的吸血虫感激有加。究竟是什么东西，让大家感觉不到大大小小的马超群们正在大口吸血？那是一种特色的设计与安排，它为保障吸血的顺利与舒畅而蒙蔽、麻痹寄主。

对小官巨贪为何特别震惊？小官就该小贪，大官才该巨贪——许多人的震惊不过基于如此混账逻辑。其实，成熟的国民对“大官小贪”非常震惊，而对“小官巨贪”反倒不那么震惊。道理在于，小官本来就是普通人，而大官应该是国民精英、社会表率；小官即便巨贪不过污染一段水流，而大官即便小贪，污染的却是水之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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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4-11-13 17:42
标题：由“管钱的”变成“劫钱的”腐败厅长——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违纪违法案剖析

2012年6月18日下午，广东省广州市北京路376号，省财政大楼内繁忙如常，偶尔有人小声议论：“危金峰副厅长被省纪委带走了！”随即，广东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危金峰同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知情人称，事情来得十分突然，上午危金峰还在办公室，下午就被带走，一同接受调查的还包括其岳母、妻子及妻妹。

经查，危金峰在广东省财政厅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通过非法倒卖土地获取暴利。其家庭财产达7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收受他人贿赂和非法获利3000多万元，另有4000多万元无法说明来源。2012年10月，广东省纪委、监察厅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给予危金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贪婪成性，一步步堕入腐败深渊

久贪成“精”，到后来，危金峰甚至练就了通过拎重来估测红包金额的“本领”。对于别人送的达不到心中标准“重量”的红包，甚至会厚颜无耻地当面呵斥

翻开危金峰的履历，仕途一帆风顺。农家子弟出身的他，1997年调至广东省财政厅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副巡视员、副厅长等职务。然而，仕途顺利却没有让危金峰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反而因为信念动摇、欲望膨胀，一步步把自己推向了腐败深渊。

1997年，时年35岁的危金峰调至广东省财政厅工作，任农业处主任科员。虽然官不大，但危金峰却大肆利用职务之便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和好处费。

上世纪90年代初，危金峰与顺德华通户外家具有限公司经理杨某相识。1997年5月的一天，危金峰打电话告诉杨某，他有车辆入牌指标，需要17万元，问杨某要不要。杨某表示需要。之后，杨某花了30多万元买了一辆二手宝马车。危金峰见杨某买车后，又挟车要价，说要25万元才能办理车牌。买回的车不能收着不用，杨某只好同意。很快，危金峰利用自己的关系取得上牌批文，杨某用塑料袋装了25万元送给了危金峰。

这是危金峰第一次收受大额现金。如果说此时他还存有一点敬畏之心，对贪污腐败还略显恐惧和不安，那么到后来则是肆无忌惮，玩起各种贪腐手段“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2008年某企业计划上市，为拉拢危金峰，该企业老板许以原始股。危金峰直截了当说：“如果上市成功了，假如说是20万股的话，大概市值400多万啊，这么多钱，你怎么送啊？”该老板心领神会。很快，就按危金峰的要求将30万股原始股登记在危金峰的岳母名下。

危金峰不仅索贿受贿，对红包也是来者不拒。据他交代，在其任财政厅副处长以后，春节等节日期间收受有关市县领导干部和财政系统人员送的红包共数百万元，仅2012年春节前后，就收受27人次所送礼金70余万元。

久贪成“精”，到后来，危金峰甚至练就了通过拎重来估测红包金额的“本领”。2012年春节期间，危金峰到平远县工业园参观一稀土公司，并说会支持公司的发展，在危金峰离开时，该企业老板将一个装有30万元现金的书包放在危金峰的车上，危金峰拎一拎重量，关上车门满意地说：“放心，全力支持你们公司的发展。”而对于别人送的达不到心中标准“重量”的红包，危金峰甚至会厚颜无耻地当面呵斥。

危金峰这样形容自己一步步走向腐败深渊的过程：“在财政厅当副处长时，基层单位有时会送一点茶水费、红包，当时还会拒绝；当处长时开始有人送一万两万元的红包、好处费时心中还非常害怕。后来就渐渐有了无所谓的思想，有了你知我知的侥幸心理，收受好处费就显得很自然，收受几十万元的好处费也脸不红心不跳……”

2012年5月，危金峰打电话向某县的财政局长索取20万元，并要求当天送到，由于地处偏远，该局长立即找某企业老板筹集资金，赶当天最后一班飞机准时将钱款送到危金峰手里，其迷恋金钱、敛财成性的心态可见一斑。

上下勾结，财政资金成为“唐僧肉”

危金峰把国库的钱看作自家的钱，伙同不法商人对财政资金进行肆意瓜分，并且按照拨付的款项收取20%至50%不等的“好处费”

危金峰贪污腐败、大肆敛财的高峰期是在其担任省财政厅工贸发展处处长至财政厅副厅长期间。这一时期，危金峰手握财政资金审批大权，财政项目资金成为其手中的“唐僧肉”。

担任省财政厅工贸发展处处长后，危金峰把手中的审批“硬权力”，当做敛财的最有力工具。利用财政资金审批权，索取和收受财政下拨资金受惠企业贿赂。

危金峰把国库的钱看作自家的钱，伙同不法商人对财政资金进行肆意瓜分，并且按照拨付的款项收取20%至50%不等的“好处费”。危金峰帮助某建材公司获得财政扶持资金共900多万元，居然向该公司老板索要“好处费”300多万元，索贿受贿胆气之壮令人咋舌。2008年，危金峰帮助某工业电器公司获得扶持资金100万元，事后，危以去新疆为由向该公司索要了50万元。

危金峰与企业老板合谋瓜分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必须要申报企业所在地财政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并对企业的申报材料加上当地财政部门意见，才能上报省财政厅审批。可见，危金峰要变现手中的审批权，市县财政局这一关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于是，危金峰伙同有关市、县财政系统和受惠企业上下勾结，以虚假材料骗取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打造”了一条以财政资金审批权为核心的腐败链条——

有关市、县财政局人员帮助企业向省财政厅提交申报材料，经由掌握审批权的危金峰帮助并顺利获得财政资金。市县财政局人员从企业收受“好处费”，再从中拿出部分送给危金峰。

正是通过这种“上下勾结”共同作案，某电子厂等三家企业通过某市财政局副局长陈某申报项目，共获取省级财政资金510万元，这三家企业送给陈某好处费93万元，陈某则从中拿出数十万元以现金或高档礼物形式送给危金峰。

危金峰可能没有想到，平常鞍前马后，吹捧他的那些老板、下属，并非真正敬重和佩服他，也不是因为他个人有多优秀，仅仅是因为他坐在财政厅领导岗位的位子上，拥有财政资金审批权。

被危金峰视为朋友的某市财政局副局长陈某，这样讲述其与危金峰的关系：“我任市财政局副局长后，认识了时任财政厅工贸处处长危金峰，当时与危金峰是工作关系，并不熟悉。直至2008年危金峰前往新疆挂职后，我觉得危以后要当财政厅的厅领导，和他搞好关系十分必要，而且他一个人在新疆，应该比较寂寞，正好趁这个机会和他加强联系。所以在危金峰挂职期间，我经常给他打电话聊天，慢慢就和他熟络起来。”经过陈某某的精心经营，两人发展成为利益同盟，肆无忌惮贪污、套取财政资金。

肆无忌惮，家族式腐败令人惊

危的妻子、岳母、兄弟、妻妹等近亲属全部涉案，打造了一个以危金峰为轴心，以其妻为“操盘手”，以不法商人为对象，以其岳母、哥哥等为赃款接收者的腐败“网络”

在危金峰腐败案中，家族式腐败是一个显著特点。

危的妻子、岳母、兄弟、妻妹等近亲属全部涉案，打造了一个以危金峰为轴心，以其妻为“操盘手”，以不法商人为对象，以其岳母、哥哥等为赃款接收者的腐败“网络”。

比如，危金峰向某建材公司老板陈某某索要3笔“好处费”，第一笔60万元现金是其妻子到约定地点与陈某某见面取钱；第二笔现金60万元是其妻妹的前夫到约定地点与陈某某交接；第三笔200万元现金因数额巨大，危金峰委托另一个妻妹假借出租铺位名义，收受陈某某以公司名义转入的款项。

危金峰贪腐案整个家族起到了推波助澜、出谋划策的作用，其妻更是“操盘指挥”、“亲力亲为”。某公司送的30万股原始股，危金峰妻子以自己母亲名义收受，并亲自经手办理。为了方便收赃、转赃，其妻甚至把身边的朋友当做丈夫受贿或转移财产掩人耳目的一个工具，利用朋友的身份证开户存钱，再通过其他方式转移赃款。到后来为了消除犯罪痕迹，其妻编造各种谎言，骗取开户人到银行销户。

听闻纪委摸排调查的风声，危金峰整个家族忙于销毁证据，伪造相关收据，进行串供，同时威胁相关涉案人员不要乱说话，否则对其不利。其妻还利用自己的公职身份和人脉关系，四处为丈夫刺探“情报”。

办案人员介绍，危金峰与一些老板交往密切，认为这些人的素质、能力都不如自己，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是自己的关照发家，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他的心理开始失衡，产生强烈的利用权力发家致富的念头，并开始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家庭、亲友谋利。

危金峰交代说：“当看到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私很快发家致富，成为千万、亿万富翁，自己也坐不住了，跃跃欲试……”

痛定思痛，财政专项资金需加强监管

危金峰由“管钱的”变成“劫钱的”，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财政部门掌握着大量资金，行使“收、支、监、管”的权力，这就注定了财政部门中的很多人员即使一般工作人员也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加大对财政人员的监管，就很容易出现“灯下黑”，形成“批出来”的腐败

广东省从2003年起连续5年，每年由省财政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扶持中小企业，而危金峰正好掌管省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审批权。

虽然省里针对该专项资金的审批拨付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对企业申报的条件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初审，对专项资金扶持的项目进行跟踪和检查，但如何落实这些管理措施，既缺乏有针对性的工作部署，也没有相关责任追究措施，导致资金审批存在随意性与可操控性，这给危金峰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比如，王某某公司为获得省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在饭局上请求危金峰关照，危金峰示意王某某写一份申请报告，由市、县两级财政局写出意见盖好公章，再交给危本人帮助办理，整个过程看似按规章制度办理，经过层层把关，其实只要少数几个人串通就可以“瞒天过海”。

财政拨付的这些专项扶持资金，到底有多少能落在实体项目上？

一位涉案企业老板抱怨：“来自财政的资金既要打点技术专家，也要招待本地官员，还常常要以高规格接待上级领导，自己捞不到太多好处，但是上了这条路，不做又不行，国家给的钱，至少一半到了私人腰包，我们也很无奈。”

危金峰由“管钱的”变成“劫钱的”，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财政部门掌握着大量资金，行使“收、支、监、管”的权力，这就注定了财政部门中的很多人员即使一般工作人员也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加大对财政人员的监管，就很容易出现“灯下黑”，形成“批出来”的腐败。

危金峰曾在其所著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专项资金分配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权力过度集中为设租、寻租提供了温床。他非常清楚财政审批滋生腐败的原因，更明白制度设计的漏洞，但他并没有积极去改变和堵塞，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说一套做一套，危金峰最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惨重代价。

（记者王景喜通讯员欧阳浩亚）

忏悔录

权力让我忘乎所以

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粤东北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渴望走出大山。大学毕业后，我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厅级领导干部岗位，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本来应该在这个岗位上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但是，我不珍惜党的培养教育，不珍惜领导的爱护和栽培，不珍惜同事的信任和帮助，没有绷紧思想上廉洁自律那根弦，做出了违纪违法的事情，时至今日，后悔莫及，剖析原因如下：

一、法制观念淡薄，身为厅级干部还是法盲。工作几十年来，我虽然法律知识学得不少，但法制观念仍然十分淡薄，法制常识十分缺乏，没有入心入脑，不知道哪些是违法行为，身为厅级领导干部还是法盲一个。当萌发贪欲时，没有想到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收受一家公司原始股一事，我根本不知道触碰了红线。

二、党纪观念差，对纪律教育应付了事。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文件规定，旨在让领导干部遵纪守法。但是，由于自己不重视，对纪律教育总是应付了事，对自己的违纪行为放任自由。如收受红包的情况，中央、中央纪委明确规定严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红包，省纪委制定了各项严格的规章制度，省财政厅抓落实的力度也很大。可自己却置若罔闻，作为领导干部，一方面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大讲廉洁自律、洁身自爱；另一方面自己却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肆无忌惮、心安理得地接受红包，这与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违反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行为。

三、贪念作怪，自身免疫力下降。我回想一下，随着地位的变化，贪念和私欲随之而来。自从到省财政厅工作以后，特别是手中有了一定权力以后，奉承、巴结的人多了，自己开始飘飘然，放松了警惕，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的风气见怪不怪，也使一些心术不正，有求于我的人钻了空子。如有家公司买卖土地，人家就是看上了我手中有一定权力，出面请我协调，使我获取巨额利润。再如，对收受红包、感谢费、好处费的问题，在省财政厅当副处长时，基层单位有时会送一点茶水费、红包，当时自己还会拒绝。当处长时开始有人送1万、2万元的红包、好处费时，心中非常害怕，后来由于贪念作怪，私欲膨胀，最近几年收受1万、2万元的红包、感谢费、好处费显得很自然，甚至收受几十万元的感谢费、好处费也脸不红、心不跳，一副贪婪无耻的嘴脸。

四、追逐金钱，权力成了谋私工具。金钱对于基本生活的保障非常重要，而追逐金钱、嗜财如命，那将是罪恶的开端。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就能为老百姓办事，为人民造福；用得不好，那就是祸害、灾难。从我的成长历程来看，当我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力以后，我就忘乎所以了，没有慎用权、用好权。如财政资金的审批。本来省里对专项资金的设立是对一项产业的导向引导，是用政府有形的手发挥导向作用。因此，对某一个项目的补助是政府政策的兑现，是对一项产业的扶持。而自己作为财政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按规定去履行职责，还为项目打招呼、做人情，搞权钱交易，收取好处费。

我深知，我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违反了党员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玷污了党的形象，在财政系统党员干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节选自危金峰忏悔书）

办案者说

严防“批出来”的腐败

危金峰农家子弟出身，民办教师起步，一步一步走上副厅级领导干部岗位，个人虽付出了艰苦努力，但更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他堕入腐败的深渊，不仅毁了自己，也辜负了组织和人民的期望。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从中汲取教训。

从危金峰等案件的查处来看，当前公共财政领域制度还不十分健全、监管还比较薄弱，财政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审批权随意性大，“批出来”的腐败时有发生。比如，危金峰分管的工贸发展处，除负责一些政府部门的预算外，还掌管着大量专项财政扶持资金的审批权。而被危金峰索取了几百万“好处费”的某建材公司，近年通过危的帮助从该处取得的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就有“省级财政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多种名目，总额超千万元。

危金峰案警示我们，必须从源头上加大财政领域预防腐败工作力度，重点抓好资金拨付、资产处置、政府采购、财政投资评审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大力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审计，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公开透明促进管理规范。另外，要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建设，构建“分岗查险、分险设防、分权制衡、分级预警、分层追责”的预警防控模式，对各项财政权力进行梳理登记，排查制度漏洞，进行风险评估，研究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财政权力运行机制。特别是对关键岗位权力运行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监控，形成岗位为点、程序为线、制度为面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做到权力运行规范、公正、阳光，有效减少自由裁量权，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减少干部腐败发生几率。（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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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4-11-17 11:33
新华社揭秘买官卖官潜规则：“一二三四把手”都能卖
时间：2014年11月17日 03:32:01 中财网  
　　 原标题：揭秘买官卖官潜规则：谁在买官？谁在卖官？
　　（中国网事·锐话题·聚焦买官卖官之一）揭秘买官卖官潜规则
　　新华网北京11月16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梁爱平 吴燕婷 孙仁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本平14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直播“反腐三人谈：用好巡视这把剑”时透露，巡视组在巡视当中发现一些地方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的问题时有发生。比如，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多名市、县组织部长卖官鬻爵，有的涉案资金达数千万元。
　　据了解，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开展四轮巡视，涉及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家中央单位、6家中央企业和2所部属高校。巡视发现，有8个地方干部任用存在领导打招呼、拉票贿选、跑官要官、弄虚作假之风，有5个地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买官卖官问题。那么，买官卖官这些见不得光的交易究竟是怎样进行的？
　　谁在买官？谁在卖官？
　　案例：据检察机关指控，河南省安阳原市委书记张笑东从2003年到2013年，受贿单笔100万元以上的有9起，20万元以上的有20起，最大的一笔200万元，大部分在5万至10万元之间；牵涉人员多，共33人；犯罪类型集中，主要是买官卖官。在给张笑东行贿的33人中，28人来自党政机关，除两起为工作调动外，其余都是为工作升迁。
　　【潜规则】一名多年从事纪检工作的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买官者一般为三类人：第一类为“升职型”，即副职想转为正职或往上提一级。第二类为“平调型”，即从穷单位调到富单位，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调到发达地区。第三类为“入仕型”，即非政府等行政领域的想当官者或政府普通工作人员想进入领导层者。
　　这名干部说，卖官者一般为两类人：第一类是“一把手卖官”，主要是党政一把手，在干部人选上有决定权。第二类是“二三四把手等卖官”，主要是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组织部长或者能为买官者提供帮助的党政干部。
　　何时买官？何时卖官？
　　案例：据检方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在2006年6月至2008年8月利用其担任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巴彦淖尔市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为时任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石贵晋升为秘书长提供帮助；接受李石贵的请托，为其担任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提供帮助。
　　记者注意到，李石贵为牟取更高的官职，逢年过节不忘“孝敬”王素毅，23笔共计124万元的行贿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节日前后。从2006年至2011年，春节、端午、中秋三个节日，李石贵每个节日都会给王素毅送上2至3万元不等的“节日问候”，几乎从未落下。在王素毅45笔受贿中，除了一些几十万到百万元的大额款项，半数以上的受贿钱款是王素毅或其妻王志宏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前后收取，属于“细水长流”的“节日问候”。
　　【潜规则】陕西省一名曾经挂职基层的干部告诉记者，买官卖官的发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换届选举”时，即地方党委或政府换届时，干部交流提拔得多，一些买官者浑水摸鱼，伺机买官。另一个是“上任离任”时，即领导干部上任后会对领导干部进行调整，买官者自会前来投石问路。领导干部要离任时，着急处理一些遗留问题以免留下后患，卖官者会增多。
　　这名干部表示，买官卖官的易发时段一个是过年过节，买官者会带着重礼，登门拜访，以求有个一官半职，卖官者也坦然接受。另一个易发时段在特殊时间，如遇到领导干部生病住院、子女上学、婚丧嫁娶等等，买官者也会借机表现，以求得到提拔。
　　怎样买官？怎样卖官？
　　案例：今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原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被指任吕梁市委书记期间，当地一名老板多次为其提拔“运作和活动”，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当地官员在升迁过程中需要花钱“公关”时，民营企业就成为“提款机”。双方共同合作，以谋取更大利益。
　　【潜规则】一名反腐专家说，买官者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借钱买；二是贷款买；三是拉赞助买，即让一些民营企业大老板帮忙掏钱买官；四是挪用公款买。买官行为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放长线钓大鱼，隔一段时间会向领导进行表示，不达目的不罢休。二是雪中送炭，当领导干部家遭遇病灾，领导子女出国等，买官者便会慷慨解囊。三是猛烈攻击，短时期投入巨资进行买官。
　　这名专家说，卖官者也分为三种，一是暗示卖官，即在干部调整之前先放风，或者干部调整之后不任命，许多急于提拔的人赶忙送礼。二是半推半就，嘴上说不要，但实际却接收。第三是直接索取，即明码标价，某个官职多少钱，钱不到位就不予提拔等。
　　这名专家认为，“买官”之风助长了“卖官”之风。这种歪风邪气一旦形成，势必会出现“劣官驱逐良官”的现象。所以，若买官行为得不到严厉的惩处，卖官现象必然猖獗，买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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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4-11-17 11:40
要想当清官，好官可能没有机会。第一，清官，工资自己过日都艰难，那有钱打点上下左右。第二，那点钱也确实拿不出手。第三，真化百万元买官当，怎样让他安心当清官。入不付出。连付利息都不够啊。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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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4-11-21 19:42
徐才厚被抄家内幕：豪宅搜出1吨多重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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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1 07:15:45来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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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才厚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却搞出了个宗派山头主义猖獗的“徐家庄”，把原本正常的一条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升迁轨道扳转向他的私家领地。2000年至2002年，徐才厚曾兼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孰料12年之后，他本人却成了军委纪委审查处罚的对象。
　　徐才厚成“笼中缚虎”已4月有余。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军政治工作高级干部，“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公开谈及徐才厚案。
　　此前的10月27日，军事检察院宣布对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军事检察院侦查查明，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徐才厚对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军方评论员“谢正平”评徐案时说，徐才厚从高级干部沦为阶下之囚，光环褪尽、荣耀尽失，怎不令人唏嘘？“谢正平”还称，作为贪腐分子的徐才厚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检侦方简要地向外界透露了徐案侦办过程，之前徐案处于隐秘审查阶段，案情可谓密不透风。徐才厚案发前后，中央高层领导人拿下“军中大老虎”的决策过程，以及徐案的查抄详情，初涉案件细节等，外界均知之不详。
　　9月中上旬，《凤凰周刊》记者获悉，被羁押看守中的徐才厚膀胱癌复发，病情危重。10月27日，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就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确认了徐患膀胱癌的实情。据军事检查机关负责人介绍，徐才厚于2013年2月确诊患膀胱癌，已经多个周期治疗。今年6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徐才厚立案侦查后，本着既严格依法办案、又体现人道关怀的精神，协调医院对其进行了积极治疗和医护保障。
　　徐才厚是中共建政以来查办的级别最高的军中将领，习近平主席亲督力办铲除军中腐败势力大后台，海内外舆论好评如潮，军中正义之士也额手相庆。退役少将罗援在《解放军报》法人微博发文，力挺查办谷俊山、徐才厚案件的有功人士、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他说，正是刘源的坚持和担当，特别是对党的一片赤诚，才推动了军内这场反腐。“如果不是刘源和刘源们，特别是中央的支持，这件事的结果会怎么样？很难想象！”
　　“徐贪婪、滥权和腐化的行径超乎想象，根本不敢相信系位高权重的军委领导人所为。”多位接近解放军高层的知情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徐才厚被查惊雷犹在耳，但之后军界波澜不惊，并未迎来人们预想中的倾盆大雨。对照近期大陆中纪委查办周永康等党政大员贪腐案的特点来看，似徐才厚这等副国级高官，与其关联的贪腐案件和涉案人数应不在少数，但或许是徐案案情复杂和军队查办贪腐案的特殊性，与徐案相关的案件至今人们依然少有听闻。
　　10月30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态，对徐才厚及其家人涉嫌受贿犯罪的，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将依法进行处理。对于其他涉案人员，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军方发言人的这番表态，海内外读者仍在观察和期待。
　　“肯定要动‘大老虎’了！”
　　如果用一条抛物线描绘徐才厚的仕途轨迹，1980年代中到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正值解放军摆脱组织臃肿、人员知识老化，向精兵高效的机械化、合成化部队转变迈进的关键时机，也是徐显达仕途迅猛上升期。
　　自任吉林省军区干部处副团职干事以后，因年轻、高学历优势，已摆脱“被转业”境况的徐才厚，官运变得非常顺达。从1982到1985年，三年之内由普通副团职军官擢升为正师职的大军区二级部部长。五年后，晋升正军，1990年，徐才厚升任第十六集团军政委。两年后又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军报社社长。仅仅一年之后再次晋升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年五十出头便跻身大军区正职。短短十年的火箭式蹿升，可谓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据悉，徐才厚在中共十五大时能阔步进入总部机关，并非海外传闻的得到时任某位军委领导人的青睐，彼时，该领导人并不认识徐才厚，徐依赖的还是一位山东籍的某军队政工系统高官的提携。农家子弟的徐才厚出生贫寒，素无背景，能在军中扶摇直上，与该高官的赏识、选拔和一再举荐不无关系。
　　1996年，徐才厚从总政副主任位置上平调至济南军区任政委，三年许，完善其任职履历后，徐才厚再一次调回总部机关。1999年，他与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郭伯雄同时进京，升任中央军委委员，分别担任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和总参谋部常务副总参谋长。
　　2000年至2002年，徐才厚还曾兼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孰料12年之后，他本人却成了军委纪委审查处罚的对象。这点，当年仕途如日中天的徐才厚绝不会想到。
　　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徐才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宣布退休，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徐才厚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次年，在辽宁大连市长兴岛徐家庄后山一处荒地，徐才厚家的祖坟被修葺一新。作为徐家长孙的徐才厚和另外两个堂弟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祖宗墓碑上，显示其已完成光宗耀祖的祖训。
　　从吉林省军区的一位普通政工干部，前后历时20余年，徐才厚升任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二号人物。在2007年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徐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仕途攀升至人生的最高点，直到2012年卸任退休。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军委领导人，徐才厚掌管了230万解放军及80多万武警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免大权。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徐才厚的人生抛物线不再舒缓平稳，即便已是退休高干身份，亦未获得意想中的平安落地，相反，其命运急遽而下，星光黯淡，终成阶下之囚。
　　2014年3月15日，正在301医院病床上的徐才厚被叫走，某军委领导当面宣布，对徐进行组织调查。
　　当失魂落魄的徐才厚回到医院时，已经进不了301医院西院，而被直接送到东院小南楼。有本港媒体描述称，“几个工人当着徐才厚的面，‘’地往窗户上钉上隔离栅栏等安防设施。”
　　西院是301医院专为地方省部级、军队军级以上领导治病的专区。徐被转至东院，其万劫不复之命运已显而易见。当晚其在北京的妻女也随即被抓，其秘书秦某亦被控制。
　　“3月15日当天，在京的部队就大面积知道了。因为徐才厚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之后，院方把原来住在301医院东院小南楼的人全都迁走了，而原本的警卫人员也都换了。”
　　接近军方高层的北京知情人士称，301医院的人都知道徐才厚在哪里住，住院楼层转换和病员迁移，整出这么大动静，消息就非常快地传出来，再也无法瞒住。大家知道，这次“肯定要动他了”。
　　徐才厚被立案调查的当天，恰好是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宣布成立之日，选择在军队宣誓决意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这天查办徐才厚，意味深长。当日，习近平以组长的身份出席了军委深改组第一次全会。徐被查半个月后，军中另一巨贪谷俊山被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
　　8月30日，有内地人士微博传言：已被开除党籍的徐才厚又被开除军籍，剥夺上将军衔，此微博消息随后被删除。按照解放军纪律条令，这位涉嫌违法乱纪的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原二号人物”被开除军籍和取消上将军衔，应符合军纪军规的处理程序。
　　10月28日，新华社发布的徐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中确认了这一事实。对此，中国军网评论员称，党中央没有因为他身患重病而在党纪处分上放他一马，中央军委自也不会在军规执行上手下留情。
　　拔出“萝卜”带出“徐”
　　徐才厚被立案调查在今年3月，但在十八大前的2012年初，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被纳入总后和军委纪委的视线后，徐才厚与腐败有染的各种传闻就不绝如缕。
　　总后勤部机关上下大多知道副部长谷俊山“朝中有人”。从河南地方部队的小吏擢升到总后机关任职基建营房部多个要职，谷俊山官运亨通，几年一个台阶，要不是总后勤部党委刘源等人的竭力举报和抗争，谷俊山说不定真能如愿得到他所说的“总参第一副总长、上将”的要职。
　　刘源从军事科学院调任总后任政委之前，谷俊山的张狂已在总后勤部形成小气候。北京知情人士称，初时，尚未篡至总后高位的谷俊山已敢与其上级、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几次三番顶撞。
　　谷俊山最终在总后任副部长，不久，又晋升中将军衔。“等于说廖根本压不住他。”知情人士称，即使是对刘源，在拉拢和试图“媾和”不成后，谷的本色也开始外露。在多个场合，谷俊山对刘源开火发飙，毫不避讳称自己背后有强硬靠山。
　　谷俊山的嚣张跋扈加速了其命运的终结，腐败的一波潮水退却后，其背后靠山开始显山露水。（《凤凰周刊》此前已对谷俊山案作详细报道，详情请见2014年第11期《谷俊山案大起底》，以及2012年第29期《原总后副部长谷俊山被移交司法》）。
　　在调查谷俊山案期间，疑有徐才厚等背后势力的反复作祟、阻挠办案进程，意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谷俊山过关。但总后党委牢牢咬住谷俊山腐败的相关线索不放，深查细纠，终于梳理出谷俊山涉嫌犯罪的扎实证据。
　　接近总后高层的知情人士曾告诉《凤凰周刊》，2011年底前后，在初步查明谷俊山涉嫌违法违纪的重大线索后，总后党委就直接向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作了专题汇报。
　　2012年1月下旬，几番内外部交锋较量之后，黔驴技穷、已成强弩之末的谷俊山终被拉下马来，军纪委宣布对谷俊山进行调查。北京知情人士披露，在谷俊山被调查前，徐才厚把他接走了。谷俊山尽管自知大势已去，但仍欲作最后一搏，多次送给徐贿金，共计达4000多万元。
　　这一年，徐才厚也自知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仍想竭力庇护自己培植多年的亲信，维护既往的军内势力不倒。但事情发展并不如徐意想的那样美满：他不但保护不了亲信，连自己的运势也开始下行。当年11月，徐才厚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高位上退休。
　　麻烦开始更多地呈现，徐的亲信谷俊山“进去”之后，挖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知情人士透露说，谷也越来越感觉到，“没人能像承诺的那样保自己，开始如实交代问题，包括几次上千万元行贿徐才厚的情况。”徐才厚用了将近20年精心构筑的权力大厦开始倾斜，各种有关他的负面传闻不断发酵。谷俊山贪腐案“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了徐才厚。
　　2013年3月，全国两会上，本该到场的卸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全程缺席，引起外界遐想；之后不久，军方官媒以看似无意的《徐才厚为王喜斌专著作序》为题发表消息，以打消外界对徐已出事的猜测；2013年国庆招待会上，身着戎装的徐才厚以退休军队老领导的身份出席，引发海内外舆论猜测其已“平安无事”。不过，此时的徐才厚，已是满头花白头发，与往日神情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活动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军队老同志、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新春问候和祝福。徐才厚得以在中央电视台报道镜头中两次一闪而过。镜头里的徐才厚再次以满头白发示人，其身形消瘦，面带微笑。此次露面，再次令徐才厚是否逃脱传闻中“落马”命运引发外界猜想。但显然已不足以打消公众疑虑。
　　4月，在福州军区原副政治委员王直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中，徐才厚的名字缺席，外界疑窦再生。而这次徐才厚确实已被限制自由，接受组织调查。3月15日当晚，徐才厚妻女及秘书秦某被拘押的同时，徐家也被查抄。6月30日，中共建党93周年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同时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院处理。
　　查办徐才厚这样级别的“军中大老虎”，显系中央高层直接下命令，中央从内部拘押审查到公开宣布开除其党籍，用时仅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举拿下徐才厚，足以彰显新任党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反腐决心和意志，在过去都是从未有过的。”接近总后高层的知情人士说。
　　徐这座大山被扳倒只半月，新华社公布，对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军事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四项罪名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值得注意的是，对徐才厚、谷俊山两个军中巨蠹的查办、公布过程如此复杂交错；尤其是谷俊山案竟然至今已经耗时长达近三年之久仍未完结，足见徐、谷系列案件查办之艰难，以及徐才厚对谷俊山案查办的干扰和阻挠。
　　徐宅查抄数目惊人
　　早在两年多前，谷俊山被调查后，徐才厚便卷入谷俊山案贪腐传闻。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谷俊山是徐才厚的主要利益输送者之一。谷俊山身为军中大蠹，贪腐详情官方迄今虽未有公布，但从大陆诸报端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贪腐数目已很惊人，谷的官场靠山徐才厚的贪腐数目，可能更在谷俊山之上。
　　接近军方的北京知情人士披露，身患膀胱癌的徐才厚在查出病患后不久，解放军301医院、307医院就集中专家对其进行诊治，病情得到有效控制。2013年下半年，住在301医院西院高干病房的徐才厚常常焦虑不安，外面有关他涉贪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徐日显惶恐。春节前，他决定出去转转，顺便打探一下消息，“走动走动”。
　　今年春节前，徐才厚跑到海南三亚转了一圈，却无心看风景，而是以看望在那里休养的老领导为名，到处请托和求助，企图脱罪免责，平安过关。
　　徐才厚并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但从三亚回来后，徐却到处放风，跟人说他没任何问题了，老领导都给他打了包票。徐似乎也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自我安慰、造势毕竟起不了作用，该来的还是来了。
　　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党内纪律审查程序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定对徐才厚进行调查。3月15日，即正式宣布对其进行组织调查。
　　事后种种迹象显示，徐对自己被抓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可能一直都认为，自己官当得这么大，中央不至于拿他“开刀”，反腐大火不会烧到他身上。在徐才厚之前的大陆政治生态中，惩治腐败虽已沸反盈天，厅局、省部级官员落马如缤纷秋叶，但官至副国级、已退休的中共高级干部，确实较为少见；而在军内，则更无先例。
　　2010年，徐才厚的两幅题词。徐才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标准的“两面人”。题词时的道貌岸然，与如今暴露出的贪腐行为相比，实乃莫大讽刺。
　　3月15日当晚，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北京阜成路上徐才厚的一处豪宅进行查抄。接近军方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查抄结果大大出乎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意料，“原本以为社会上有关徐才厚涉嫌贪腐的传闻很厉害了，且从谷俊山案发至今都两年多了，徐才厚即使有什么贪污，财物早就转移完毕，家里断然不会有东西了。”
　　但打开徐才厚这处2000平方米豪宅的地下室后，办案人员还是吓了一跳：徐宅地下室里到处堆放着现金，有美元、欧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一时点不过来，只好拿秤称了一下，再贴上封条。被查抄的现金居然足足有1吨多重！有的打着包甚至都未开封，而徐宅内各种金银珠宝更是不可胜数。
　　在徐宅的仓库里，还有100多公斤、200多公斤的和田玉，各种名贵的硬木和珍稀的翡翠制品一大堆。成堆的和田玉大多原封不动，有的只是去了玉石的一层外皮，露出里面的大概成色。
　　“璞玉有那么十几块，查抄的现金和玉石都是分开放置的。”该知情人士称，徐宅仓库还有唐、宋、元、明历朝的各种古玩器具和字画。这些物品的主人还无暇打理，都杂乱地放在屋子里。
　　从这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豪宅里查抄的财物堆积如山，办案人员只得临时叫来十几辆军用卡车才将其全部运走。
　　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疲惫不堪的办案人员对所有查抄的财物都一一列了清单，事后向徐才厚出示对质。面对家里被查抄到的大量赃款赃物，徐才厚只得低头认栽。
　　徐才厚涉嫌贪腐的证据被初步锁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两次在党内和军队高层内部通报徐才厚案情：4月上旬，就徐的基本案情对军队大军区以上的高级将领做了通报；5月下旬，又对全军师一级领导干部进行通报。
　　近期全国政协的一个会议上，中央一位领导人当着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面评价徐才厚案，称“徐的疯狂聚财敛财，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北京一位退职上将的秘书也向《凤凰周刊》记者痛心慨叹道，“徐才厚贪腐如此严重，玷污了解放军过去一直塑造的朴素节俭的美好形象，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全家上阵受贿索贿
　　徐才厚的大学同学滕叙兖曾对媒体分析，徐才厚果真晚节不保，与他官越当越大、守不住自己的底线有关，而周围有一帮小人围着他转，如谷俊山之流，令其放松警惕，也可能是没管住自己的老婆和女儿。
　　徐妻姓赵，辽宁大连人氏，在机关任职普通官员。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完全不认同滕叙兖的看法：当官者出了事就应自己负全责，如果责任都可以往老婆孩子身上推，是封建主义流毒，是歧视妇女的表现，也太不男人了。
　　内部通报中，徐收受的4000多万元贿金，有说系谷俊山所送。徐虽知自己保不住谷，竟然还是笑纳了。在谷俊山风雨飘摇之际，徐才厚仍敢收受谷的巨额贿金，可见其贪婪成性，已不可救药。
　　巨金烫手，徐才厚心惧当时紧张的反腐形势，对4000多万元的巨额贿金，据称，徐并不敢直接收入囊中，而是转给其昔日的一个亲信保管，该人也不敢存在私人账户，最后将其放在一个公共账户里。
　　本港大公网7月中旬消息称，徐才厚涉贪被开除党籍后，曾任徐才厚秘书的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贡献证实被免职。
　　52岁的张贡献，长期供职于总政治部，曾任总政办公厅副秘书长、秘书局长、成都军区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办公厅秘书长，前年底调任现职，成为解放军首个“60后”副大军区级将领。张贡献落马的原因，有人说系受到徐妻赵氏一笔贿金的牵连，张是徐才厚案发至今为数不多的落马亲信之一。
　　徐才厚在原办公地点、八一大楼地下，还有一个秘密储藏室，里面放满了现金，由其秘书和一名负责勤卫的女战士看管。
　　徐才厚生活作风极其糜烂，“窝边草”也绝不放过。事后，他答应给这名女战士“入学提干”，可是一直不兑现。
　　徐才厚退休后，这名女战士绝望了，有一天，从山东老家开来一辆面包车，把徐地下储藏室里的现金装了一整车，连人带钱一起“失踪了”。
　　徐才厚自知理亏，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敢叫人追查。此事成为知情人茶余饭后的一件糗事、谈资。
　　像大陆的大多贪官一样，徐也在全国各地置办房产，但这些均通过其妻女操作，徐才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一些房产的细枝末节，甚至连徐自己都不甚了了。接近军方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了查办徐案中的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
　　徐才厚未被调查时，外界盛传徐在上海有4套房产。徐认为是假的，是别人栽赃陷害，大发雷霆。于是他主动给某军方高官打电话，让其派人去查，以自证清白。军纪委的人再次查核之后，发现该处房产确实不是以徐才厚名义登记的，房产使用登记人填的是徐才厚年幼3岁的外孙的名字。
　　徐才厚的老婆赵某正是该起受贿案的经办人和受贿人。据透露，某行贿人找到赵某表明心迹，一开始，赵某认为是普通的上海房产，表示不要。但对方安排其到上海实地一看，这是四套打通的师职军官经济适用房，房间装潢豪华，地段也很不错，赵某这才欣然收下。事后查明，该房产是谷俊山弟弟“进贡”的。
　　徐才厚在四川成都亦有豪宅别墅，受贿人同样是其妻赵某。赵某一开始去成都的别墅看了，嫌小；对方于是加修扩建，占地数亩，赵才同意收下。
　　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坚决与谷俊山及其后台的腐败势力作斗争，反映和代表了军内的正义力量。在与谷俊山激烈对垒时，刘源曾说，我不仅要把你挖出来，还要把你背后的土壤挖出来，我官不当，命不要，也要跟你们干到底！
　　徐家在四川的别墅据称是成都军区某负责人一手操办，该位官员也在徐才厚案发后落马。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报开除党籍的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中将是否与此事有染，目前尚无法从官方渠道证实。
　　到徐宅跑官要官的人多了，不仅徐才厚的妻女，其身边人包括秘书、司机也浑水摸鱼，大发其财。
　　接近徐案的北京知情人士称，徐才厚案发，徐的司机也已被抓，许多军内行贿者都是通过此人向徐才厚进贡。徐才厚司机每每从给徐的贿金中抽取一些财物，日积月累，竟也置下不菲的家业。
　　徐才厚的“贪内助”赵某案发后被限制自由，协助审查。在办案人员对其严肃的政策攻心后，据称，赵某全线瓦解，不几日，又变得有些疯疯癫癫，见人便称：“我有罪，我有罪！”
　　徐才厚独女徐思宁在总政联络部系统工作，但知情人称，很少见她上班。
　　《凤凰周刊》记者6月下旬赴大连长兴岛徐才厚祖居采访时，在后山的徐氏家族坟地看到，徐才厚祖父的墓碑上刻有“曾孙女徐思宁”字样。海外有传徐才厚女儿结婚时，谷俊山曾送其2000万元贺礼。
　　据多位知情人士介绍，徐思宁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与前夫感情甚笃，但因不孕被迫离婚；第二任丈夫，徐思宁与其关系不睦。徐才厚指令其女再次离婚，但两人已育有一对双胞胎。
　　徐才厚案发，徐妻女、秘书秦某都悉数被抓，分押四处。徐才厚年幼的外孙落得无人照看的境地，有关方面只得召回离婚后被徐指令到河南某部的前女婿回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
　　徐才厚病重病危期间，军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通知其妻赵某前去探视，不料赵某竟然拒绝，毫不念及夫妻之情。可见，贪腐分子徐才厚已到了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地步。
　　徐才厚被公布的另一罪状是，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知情人士透露，徐才厚不仅在军内以权谋私，更将利益之手伸往军外。
　　2011年5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家能源企业，肆意开采矿产资源，破坏了当地农牧民的草原。该盟西乌旗一牧民被当地运煤大卡车辗压致死后，引发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不得不亲自处理，但事态一时无法控制。
　　内蒙古属北京军区所辖，军队也随后介入调停处理，据称，徐才厚当时派北京军区一位将领前往内蒙古坐镇和协调，积极向农牧民补偿，此事平息之后，该企业老板转手给徐才厚上千万元的“感谢费”。
　　该家企业行贿者姓名尚未得知，但大陆《财经》杂志今年披露，已落马的大连阜新首富王春成与“军中大老虎”徐才厚有染。王的辽宁春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在内蒙古投资能源产业，王在内蒙古的分公司也一度遇到来自当地牧民、官场的各种阻力，最后都逐一解决。
　　据报道，徐才厚和王春成的“交情”始于王春成儿子的伤害致死案。王的儿子王帅当年因故在酒吧与人斗殴伤人致死。王春成被指在化解此事时，通过大连的关系人结识徐，徐通过政法界的关系，最后摆平此事。
　　无独有偶，《凤凰周刊》记者在长兴岛采访期间，当地亦有数个消息源指称，长兴岛一位领导之子，曾在瓦房店滋事杀人，也靠徐才厚出面“解决”。该官员对外一度以徐才厚家族亲戚自诩，曾在长兴岛投资的某位日籍人士，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曾听大连市官员说过此事。
　　两起地方凶案都传由徐下力铲平，或非空穴来风，可见徐才厚不仅军权在握，与大陆政法界某些高层应有密切往来。
　　徐案后续查处仍待披露
　　在6月30日官媒对徐才厚案件首次正式通报中，就徐的违法犯罪事实，通稿将其归为两类：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在10月28日官媒发布的徐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中，在这两类违法犯罪事实后面，都加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表述。
　　从官方表述看，徐才厚罪状的第一条就是在军队中买官卖官。大权在握的徐才厚掌管着数百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高级领导干部的人事任免调配权，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全军中高级军官们的政治前途和职务升迁，徐一句话可定乾坤。总部机关、各大军区、军兵种的将校想要“进步”，善于钻营者都想傍上这棵大树。
　　不过徐宅非等闲人士可进，即使军内外一般显赫官员来见，也得大笔财物奉上。京城有传言，徐才厚在位期间，外人想见到徐才厚本人，因为要通过秘书等关卡，请托送礼至少在百万元以上。
　　徐才厚把持军队政工、人事大权十多年，其间卖官鬻爵，经他之手违规提拔的不知有多少，而徐才厚靠“批发”官帽敛得多少财物，如不系统、认真查究，已不可竟数。
　　众多行贿人中，谷俊山是大方买单者之一，也是令徐才厚这只“大老虎”浮出水面的诱因。知情人士透露，在此前全军高级干部小范围通报中，初步查实，徐才厚的案情是收受4000多万元的贿金和4套房产。但徐才厚绝不仅有谷俊山一个行贿者，更多的人潜在水下，仍未暴露。
　　在徐才厚被开除党籍、查办不久，四川省军区一位正军职少将官员被抓。知情人士称，该名少将官员的落马系送礼引发。办案人员在查抄徐宅地下室的贿金和赃物时，发现一箱装在茅台年份酒包装箱里尚未开封的现金，内有该官员要求“进步”的简历。办案人员顺藤摸瓜，该官员很快招供了“为求进步”向徐才厚行贿的事实。
　　有本港媒体报道，军中数名少将涉及贪腐正接受或协助调查。但与地方查办和周永康案有关联官员大刀阔斧的力度相比，军队查处徐才厚这只“大老虎”相关的涉案人事，显得异常低调。
　　按照军队干部任免规则，正师以上军官需要军委领导批准，以徐才厚过往资历地位，他的身边人、与其有权钱交易的人，职务至少应在正师级、副军级甚至正军级以上。
　　徐才厚案发后，中共军队却在全军上下清查近些年来晋升异常过快的副师级以下的干部，重新对其政绩、晋升途径和程序进行审查，其中奥妙，颇值得玩味。
　　徐案进展从目前迹象来看，大多围绕与谷案关联的细节而展开，与徐才厚有交集的其他案件并无牵扯暴露出来。
　　而徐才厚案的最终涉案数值也还没有最后落实，但估计全部摊开或比谷俊山还大。官方评述，对羁押中重病的徐才厚，官方仍予人道关怀，积极救治。但客观上，因晚期癌症复发，命悬一线的徐才厚，即使已被起诉，最终能否以戴罪之身服刑完毕，难以预料。
　　与多位老领导决裂
　　徐才厚从中共十五大起就担任中央委员，2002年又从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提升为总政治部主任，之后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然后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前后在军队经营近20年，可谓树大根深，盘根错节，难以撼动。
　　所幸是，军中还是有正义力量在顽强地与腐败分子作斗争。总后政委刘源上将当初对垒谷俊山时说，“我不仅要把你挖出来，还要把你背后的土壤挖出来，我官不当，命不要，也要跟你们干到底！”
　　“实践证明，刘没说假的，谷俊山、徐才厚就是有这么大问题。”北京知情人士说。
　　徐才厚被抓后，一位自称“军中资深媒体人”撰写的文章在海外网络上流传。该文称，“徐才厚身为军委副主席，他把军队搞成了宗派山头主义的‘徐家庄’，把原本正常的一条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升迁轨道给扳转过来，通向他的私家领地。培养了大群穷奢极欲、见风使舵、谄媚逢迎、投机专营的恶人，他们充斥在全军各个层面，把持话语权、晋升权，把党委变成为他们赚取利益的机构，演绎出一幕幕剧作家都编不出来的政治丑剧！”
　　自称谙熟徐才厚腐败轨迹的“军中资深媒体人”称，“‘徐军副’在这八年中，以谷俊山为首的鬼魅越聚越多，在他身边建立起一道邪恶的屏障，屏蔽掉一切正能量，一切正直的人。他们肆无忌惮地瓜分利益，破坏了我军健康的干部生长土壤，使军中吏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腐败时期。他彻底背离了从军之初的信仰和理想，失掉了共产党员准则，丢弃了马列主义信条。”
　　《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到，对徐才厚贪腐问题，军队许多老领导、老干部，早就非常有意见，知他问题成堆，但检举乏力。总政系统一位退职少将称，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届总政主任比较，总政系统对徐评价甚低，而贪腐敛财却无人能出其右。
　　一些耿直的老领导在听闻徐才厚各种腐败传闻之后，曾对其敲打、劝诫。但徐才厚已不愿回头，与老领导们陆续决裂。
　　有知情者透露，其中一位老领导听说徐才厚与京城某些恶俗之人走得热乎，便在徐来家中看望时当面批评。“几榔头”砸过去，徐才厚已无法忍受逆耳忠言，便很快与其疏远。
　　徐才厚的另一老领导也曾多次批评、敲打、提醒过他。该老领导在一次在京体检时训诫徐才厚，历数其负面传闻，怒从中来，拍了桌子。两人不欢而散。“
　　这类事情成了徐与一干老领导决裂的分水岭，从此与老上级们不相往来，表明他在贪腐路上去意已绝。”
　　“十年！二十年！整整两代军中栋梁被废出局，人民军队培养多年积累下来的优秀人才被葬送，人才断层无法挽回，致使新军事变革停滞不前，白白浪费了军队发展的最佳机遇期，更严重毁坏了党的声誉。”该人士称，“这么多年来，徐才厚的权力没有监管和制约，腐败登峰造极。”
　　退休少将罗援也颇为担忧：“吏治腐败非常可怕，它会伤筋动骨，它会挫伤一大批人的积极性。长此以往，部队还能不能打仗？很难说！”他表示，反腐旨在重拾民心，重振士气，捍卫红色政权。
　　“徐才厚、谷俊山的腐败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军队的事情短期内可能还没完。”接受本刊独家采访的北京知情人士也称，过去的十年，是国家对军队投入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十年，徐才厚把持军政人事十余年，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搞坏了部队的政治生态和风气，耽误了军队发展重要时机，给中国军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徐才厚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他的罪行不可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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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4-11-21 19:56
陈毅之子曝光文革高层百态 2014-11-19 09: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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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
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米鹤都先生曾采访陈小鲁，将陈小鲁口述内容整理成文《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收录于《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一书中。本文为原文部分摘录。

1971年12月26日，陈毅在病床上对将要回部队工作的三子陈小鲁说：“回到部队要好好工作，不要挂念我，我还会站起来的，我还要下地走路，我还能做些工作。”这是陈毅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1966年7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13〕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那时候有人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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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5-1-17 10:40
标题：中纪委2015年推荐第一书《历史的教训》 为反腐提供启示

《历史的教训》是一本什么书？

2015年伊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介了“新年第一书”——《历史的教训》。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1968年）和自由勋章（1977年）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

杜兰特不但是史家，也是文体大家，有着下笔“常可与诗媲美”的美誉。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

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了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了《历史的教训》一书，浓缩了11卷《世界文明史》的精华。该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详细说明了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种族优劣、人类本性、宗教活动、社会主义、政府、战争、道德、盛衰定律、生物进化等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并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

例如《历史的教训》在阐述“经济与历史”的关系时写道：“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作为毕生治史的收官之作，杜兰特用高度浓缩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书中的主题皆与具体的时代或事件无关，而是逐一讨论对理解人世间种种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书，而是类似于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史论之属，是作者长期沉潜于历史之后的治学体悟。



(中纪委网站截图)

专家解读之一

《历史的教训》一书和当下中国有何相关性？中央纪委监察部为何作为“新年第一书”向全国读者推荐？这引发了专家见仁见智的解读。

历史真谛的宏大呈现

——读《历史的教训》

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人是历史的产物。汲取历史智慧，总结经验教训，指引未来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都在为这一目标而辛勤耕耘。《历史的教训》一书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该书由美国著名文化史家威尔·杜兰特与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完成。威尔·杜兰特（1885―1981年），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杜兰特笔耕不辍，成果惊人，作品有《哲学的故事》、《转变》、《哲学的乐趣》、《历史英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想法和观念》，以及规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当时美国少有的集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

《历史的教训》是杜兰特夫妇的代表作，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该书共有十三章，包括“犹豫”、“历史与地球”、“生物学与历史”、“种族与历史”、“性格与历史”、“道德与历史”、“宗教与历史”、“经济与历史”、“社会主义与历史”、“政府与历史”、“历史与战争”、“增长与衰退”和“真有进步吗？”全景式地展示了各种因素与历史的关系，博古通今，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在分析种族与历史的关系时，该书强调“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第41-42页）明确表现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态度，这在1960年代的美国，有震耳发馈的作用。

该书在分析罗马衰落原因的时候，认为“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据有。”（第88页）这种分析，绕过罗马衰落的表面原因，直指根源奴隶制，充分体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在分析暴力革命的时候，该书认为“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的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第122页）明确指出了革命的局限性，即革命并不必然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和解放，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只有作为个人的独立精神得到了解放，才意味着革命的成功。

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分析各个因素与历史的关系，他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前面十二章的内容，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真有进步吗？”尽管作者部分肯定了进步的存在，但其角度却和普通人并不相同。该书认为：“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式，知识和艺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第181页）也就是说，进步不可能脱离开历史，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历史的借鉴作用和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书的最后，作者强调：“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第182页）这就在不经意间，回答了第一章“犹豫”的第一句话“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你们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第1页）也就是说，作者追求的，是历史对文明的保存、记忆和薪火相传，这样的气度和境界，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

专家解读之二

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考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兼评《历史的教训》一书

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杜兰特夫妇的《历史的教训》一书虽然只是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他们有关人类文明史的一系列丰厚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和凝练。这本小册子提醒人们应当重视从广阔的历史、世界以及多学科视角看待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以及很多的具体现象，包括腐败和反腐败，非常值得人们仔细的研读并展开深入的思考。本评论将侧重于腐败和反腐败问题。

从历史、世界、多学科三个维度研究人类文明史

杜兰特夫妇研究的是人类文明史，试图要回答的是一些有关人和人类的深层次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第6-7页）。其研究方法具有多维性和广阔性。具体来看，主要是三个维度，即历史、世界和多学科。在每个维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广阔性。

首先是历史维度。杜兰特夫妇试图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纵深上来探讨人类的本质问题。在他们看来，仅停留在一个很短的甚至是较长的、很长的时期内，都很难看出人类的本质。在他们的研究中，从他们的历史纵深尺度来衡量，所谓的“人类历史”（人类产生以后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有文明记载的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第9页），“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第17页）可见，他们试图延展的历史纵深是何等的广阔？

其次是世界维度。浓缩成《历史的教训》小册子的是杜兰特夫妇的多部原著，其中主要是《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共有11个分册，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从这些分册的名字就可见一斑，包括：东方、希腊、凯撒、基督、路易十四、伏尔泰、卢梭、拿破仑。恐怕给中国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关于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讨论，例如王莽、王安石、科举制等。可见其世界横向维度的广阔性。

再其次是多学科维度。威尔·杜兰特教授主要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当然，他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暂地研究过生物学。可是，为了探究人类本质问题，他采用了惊人地广阔的多学科维度，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门类。在每个学科门类中，又分别涉及多个学科，包括哲学、人类、宗教、伦理、种族、心理、历史、经济、政治、战争，天文、地理、地质、生物等。

不论是在重要研究问题的选择和聚焦上，还是为研究重要问题所采用的广阔视角以及方法上，都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正是因为杜兰特夫妇的研究选择了最为重要的问题，采用了如此广阔的视野和方法，因此，其研究所获得的一些结论：人类文明史提供给人类的教益，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至少值得人们去深思。

反腐的理想境界，即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正如书名所言，《历史的教训》一书主要的结论性贡献是关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系列教训或教益，这些教益对人类未来的文明演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鉴于本评论所讨论的重点问题是腐败与反腐败，这里仅涉及书中有关人类本质，主要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演进趋势方面的一些观点。

首先，作为人类重要本质的人性，具有双面性，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具有基础性，其变化是极为缓慢的，甚至在人类迄今为止仍十分短暂的历史上，还看不出它的明显变化。本人十分认同杜兰特夫妇的这些观点。

在讲到人类社会的战争、腐败、风气不良以及种种罪恶时，尽管杜兰特夫妇提及人性中的很多缺陷，例如，贪婪、自私、好色、骄傲、欲望等（第61、137、169页等处，这里的部分人性要素被作者归于积极层面，评论者并不认同），但客观理性地看，人性具有双面性。人性中同时具有善和恶，好和坏，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他们认为，人性是人的本能所形成的习惯以及伴随着的各种情绪的总和（第45页）。在他们所列出的人的性格元素表（第44页）中，无论是关于本能、习惯还是情绪，都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进行了描述。人性中天然地、同时地具有这两个面向，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但这却是客观的存在。选择其一而否定另一面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因如此，本人一直认为，所谓东方儒家文明主张人性善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张人性恶，以及到底哪个正确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一定会有所改变，但人性的变化却是极为缓慢的。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性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第45、167页）。这种人性的相对稳定性，应该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深层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人性改变了人类历史，而非历史改变了人性。或许人性的这种稳定性就源于人性的双面性特征。因为对立统一的东西，往往可以持久。

人性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基础并不在于人的理想、价值之类的东西（第43页）。这些观点告诉我们，必须客观、辩证、理性地看待人性。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类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界、学界和商界领袖们来说，尤其不能片面地看待人性，不应该试图通过改造人性来实现其社会变革蓝图。反对腐败，实现政治廉洁，应该说就是一个宏伟的社会改造计划，但也不应该试图通过彻底改造人性来实现。以反腐败的一个理想境界，即实现“三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来看，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前两个“不”，即使试图实现“不想”，也主要不是通过改造人性使然。

人类文明在不断地经历着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但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是较为肯定和明显的（第十三章）。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文明的许多层面，可能都进展缓慢、甚至看不出变化，例如人性、人类幸福，但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趋势是令人乐观的。为了解释这一文明进步趋势，杜兰特夫妇还给“进步”下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即：人类增加了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第173页）。人类之所以能在生活环境控制方面有明显的提升，其手段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世俗制度（第77页），二是科学技术（第168页）。在人类文明史上，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人类的世俗制度文明取得了日益丰富的成就，其中的杰出者即法律（或法治）、教育（第77页）和民主制度（第122-136页）。人类的世俗制度和科学技术进步相互结合，使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控制程度即文明进步程度得以提升。

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和教益

腐败现象在人类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历史。腐败虽然有着复杂多样的原因，但深层的原因却主要是根植于人性，更具体地说，是人性中的消极层面，特别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欲望、好色、妒忌、攀比等等。人性变化极其缓慢的特点可能就是导致腐败现象十分顽固，人类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彻底铲除的主要原因。考察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腐败、贪污、贿赂总是延绵不绝。与腐败现象关系密切的社会风气（杜兰特夫妇使用“风尚”一次，见第169页）也是时好时坏，并未显示出向好的趋势。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具有长期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王岐山书记强调应重视从人类文明史视角来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不能犯急性病（在2014年12月26日专家座谈会上讲话的一个要点）等，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正像杜兰特夫妇历经广阔时空和多学科考察后，认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在工业文明以后呈现出明显进步的趋势那样，人类在反腐败上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套用杜兰特夫妇给文明进步所下的定义，可以给人类的反腐败进展下一个定义，即：增加了对腐败的控制，或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进步在工业文明之后，尤其肯定和显著。考察当今世界，尽管总数仍然偏少，但是的确有少数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香港）在防控腐败上，取得了质的进步，甚至可以称得上取得了反腐败的成功。亚洲的两个样板，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例子。在工业文明之前，这些成就是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坚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只要政治决心足够，战略、策略、对策合理有效，我们也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对腐败的防控上，取得质的进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政政治”的宏伟目标。何以能够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进步？主要还是依靠“世俗制度”，通过实质性地推进法治和民主，改进教育工作，以及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微观制度建设上做出努力，我们也可以肯定地实现“不敢腐”和“不能腐”。那样，我们也就成功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反腐败和作风建设的“长期性”、“永远在路上”，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防控腐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矛盾。仍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它们在3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迄今为止，都毫无例外地保留了各自的高度专业的反腐败机构和队伍，每年仍都拨付可观的预算用以支持反腐败机构防控腐败的工作。即使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取得它们30年前就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绝对不能有短期行为的想法，而必须坚持长期性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因为强调“长期性”和“永远在路上”，就不去在短期内努力追求质的进步。我们理应以更高的效率、更小的社会代价实现这样的质的进步。

内容抢鲜读

经济与历史

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以，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社会主义，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以及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在这些运动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腊人要寻求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控制，可能到今天我们都不会知道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是何许人。吸引千艘船汇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译者注）的，是经济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闪烁的万千颗繁星还要璀璨”的海伦的俏丽脸庞。这些狡黠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诗意的遮羞布来掩盖赤裸裸的经济真相。

毫无疑问，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Medici）家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纽伦堡的贸易和工业造就了丢勒（Dürer）。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

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他更不认为，是物欲导致了阿贝拉尔（Abelard）的恋情、释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济慈（Keats）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于宗教的狂热，产生了激进的穆斯林和西班牙军队；由于民族的情绪，出现了希特勒的军队和日本神风敢死队；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造成了1780年6月2日到6月8日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以及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巴黎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实例中，更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就像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或者在南美洲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谁能够宣称，摩尔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亚和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事的方式阐述历史。

如果承认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经济分析中获得无尽的教诲。我们观察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拥有。今天，小农场无法使用最好的设备来实现盈利，迫使农业活动再次走向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有权下的规模化生产。有人曾经说：“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但是到了现在，“人”和“锄头”都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只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方向盘上的“手”。农业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久农民就必须在成为资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国家的员工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使我们的钱发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他们进行风险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Fuggers）、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childs）到纽约的摩根家族（Morgans），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生产积极性。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1776年前是相对平等的，现在已经被成千上万种生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差异所击垮，以致于现在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的贫富差距，比自罗马帝国财阀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放出来……似乎可行的方法，只有动用专制的权力。”这些穷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贪赃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项判决，都对穷人不利—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对向他们财产提出挑战的行为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理智占了上风，温和的势力确保了梭伦（Solon），一个出身贵族的商人，当选为最高执政官。梭伦贬值货币，从而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少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欠债而坐牢的处罚；他取消了拖欠的税款和贷款利息；他创立了一种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穷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税钱；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础上改组了法庭；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担他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富人抗议说，梭伦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没收；激进分子则抱怨说，梭伦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们几乎都一致同意，梭伦的改革将雅典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罗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闻名，但在意大利的财富逐渐集中到临近爆炸点的时候，它采取了不妥协态度，结果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本身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于是提出限制所有权的议案：每人所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333英亩（1英亩约相当于4047平方米，译者注），剩余土地分配给首都躁动不安的无产者。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案，认为这样做等于没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诉他们：“你们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就是把财富和奢侈品拱手让给别人去享受；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他违反罗马的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但在一个选举日的暴乱中，他被杀害了（公元前133年）。他的弟弟盖约（Caius）继承他的事业，但并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复发，下令让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服从命令将他杀死（公元前121年），然后也自杀身亡。盖约的三千追随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处死。马略（Marius）成了平民们的领袖，当运动几乎要演变成革命时，他却退却了。喀提林（Catiline）组织了一支由“可怜的穷人”组成的革命军队，意图取消所有的债务。但他在西塞罗（Cicero）激昂的滔滔辩才面前无地自容，并在对政府的战役中死亡（公元前62年）。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妥协和解，但经过五年的内战，也被贵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马克·安东尼失之于把支持恺撒的政治与个人野心和恋情搅在了一起；屋大维在亚克兴海角（Actium，希腊半岛西岸，译者注）击败了他，并确立了“元首政治”，在帝国疆域内的各国之间、各阶级之间维持了21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

在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476年），历经数百年的贫穷，又重新缓慢地走上财富的重新积累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于天主教教会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少德国和英国对罗马教会的支付，以及让世俗势力分享天主教教会的财产和收入，来做一次新的财富再分配。法国大革命是企图用暴力手段，在乡村实行农民暴动，在城市实行大屠杀，来重新分配财富，但主要的结局却是将财产和特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在1933年到1952年间，以及1960年到1965年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温和的、稳妥的再分配；可能是这些政策的制订者中，曾有人研究过历史吧！美国的上层阶级曾经诅咒过财富集中，遵从过财富集中，当然现在也在恢复财富集中。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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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5-1-17 11:27
生物学与历史

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有时，夏日独自漫步在森林里，我们会听到或看见众多生灵的活动，它们在飞翔、跳跃、潜行、蠕动、打洞。我们的到来会让受惊的小动物逃跑，飞鸟四散，鱼儿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们感到，在这个没有偏见的星球上我们是多么危险的可怕的少数，我们会有片刻的感觉，而那万千生灵显然会这样觉得，我们是进入他们领地的闯入者。此时人类的所有记录和成就都会谦卑地复归于万千生灵的历史和视野。我们所有经济上的竞争，我们的争夺异性，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丛林落叶之下，潜行于水中或跳跃于树枝之间，正在追逐、求偶、争斗和受苦的生灵，并无二致。

因此，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种群保护了我们，但这个种群自身也必须经受生存的考验。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我们的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团、“种族”或者国家——团结合作，是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强化我们的群体。竞争的群体拥有与竞争的个体一样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以更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我们的善和恶。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战争是竞争的最终极形式。除非我们的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势必将继续上演狩猎时期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在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身边的人，那我们只需要选择30%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与历史正是这样做的，带着傲慢的不公，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大自然更喜欢群体，她对文明和野蛮几乎不加区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是指繁衍、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的自然过程）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恺撒时代，高卢人借助罗马军团的帮助打退了日耳曼人的进攻，时至今日，他们又借助于英国和美国军团的帮助来抵抗他们。当罗马帝国灭亡时，法兰克人从日耳曼涌入，从而建立了高卢法兰西。假如英国和美国衰落了，那么法兰西，这个从十九世纪以来人口几乎不变的国家，或许会再次遭受被蹂躏的命运。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写于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作者解释道，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的出生率便会大大地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尽管马尔萨斯是个牧师，一个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对穷人的救济或供应食物导致了他们过早结婚并且毫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1803年再版时，他提议放弃除传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绝赞成其他的节育方法。由于这项神圣的动议被接受的希望不大，他预测，未来人类增长和食物产量间的平衡，仍将和过去一样，势必依赖于饥荒、瘟疫和战争。

十九世纪农业的发展及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在英格兰、美国、德国和法国，食物供给与人口增长率同步前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也延缓了结婚年龄，降低了家庭规模。消费者的增加同样意味着生产者的增加：新的“人手”开垦了更多的土地来种植更多的粮食。近年来，加拿大和美国出口了成千上万蒲式耳的小麦，同时国内也没有发生饥荒，这一事件似乎给了马尔萨斯一个鲜活的反驳。如果现今的农业技术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话，那地球能够养活两倍于现今数量的人口。

当然，马尔萨斯或许会说，这种解决方式最多只能延缓灾难而已。土地上能够生长的作物终归是有限的；再先进的农业技术也迟早会被过高的出生率抵消；与此同时，医药事业、卫生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会让那些不适宜生存的人能得偿所愿地增加，导致优胜劣汰的目的付诸东流。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回答：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的提高，会使那些威胁世界安全的国家，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就像在欧洲和北美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在生产和生殖达到平衡之前，传播避孕的知识和方法，都只能是基于人道立场的劝导。理想的传宗接代，应当是健康者的权利，而不是性爱冲动的一个副产品。

是否有证据表明，节育不利于优生——那些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国民的整体智力水平？假定聪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节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劳显然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所说的聪明，大多是个体教育、独特机遇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即使是博士的儿子，也必须接受教育，经历他们少不更事的谬误、教条、主义这些青春期麻疹的洗礼；我们也不能说，生活于贫困潦倒中的穷人，他们的基因中一定没有潜能和过人之处。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Nietzsche）就认为，德国最优异的血液流淌在德国农民的血管里；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

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家庭节育也曾起到过一些影响。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Julius Caesar）于公元前59年对罗马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予以奖励，并且禁止没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轿子，以及佩戴珠宝饰物。而奥古斯都（Augustus）大约在40年之后又重申了这项法令，只不过好像同样没起什么作用。在上层社会，推广节育持续，与此同时，来自北日耳曼、希腊以及犹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补并改变了意大利人口结构。]极有可能的是，这种种族的改变，削弱了居民抵抗政府无能，以及抵抗外部攻击的能力和意愿。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较低的出生率，已经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而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预示着到2000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在美国国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伏尔泰（Voltaire）、加尔文(Calvin)和路德(Luther)的故乡，有可能很快就会重回罗马教皇的怀抱。所以，出生率就像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神学的命运；732年，伊斯兰教徒在图尔的失败，使得法国和西班牙得以继续信仰《圣经》，而不是《古兰经》。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历史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幽默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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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历史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对政府的形式提出异议。历史对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都会给予赞美。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如果这种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无法行之有效，就像当年波兰议会采取的“自由否决制”一样。因此, 君主政体在黎塞留（Richelieu）和俾斯麦（Bismarck）主政时不顾贵族的抗议而实行的集权，一向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赞扬。美国联邦政府也有同样的权力集中过程；当经济活动不管州与州之间的边界，只能由某种中央权力来管理时，谈论“州的权利”是没有用的。当今，国际政府组织也在发展，因为工业、商业和金融跨过国界，具有了国际的形式。

君主制似乎是最自然的政府体制，因为它的权威适用于群体，就像父亲在家族中或首领在战士们中享有的权威一样。如果我们以兴盛和持续时间来判断政府形式，那么我们应该给君主制掌声；相对而言，民主制一直是其中的插曲。

罗马的民主政治，在格拉古兄弟（Gracchi）、马略（Marius）和恺撒（Caesar）的阶级战争中崩溃后，奥古斯都采用实际上的君主体制，实现了统治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即“罗马和平”（Pax Romana），从公元前30年直到公元180年，自大西洋至幼发拉底河、从苏格兰至黑海的整个帝国，一直维持着和平。在奥古斯都之后，君主制虽然受到了卡里古拉（Caligula，37-41年在位，译者注）、尼禄（Nero，54-68年在位，译者注）和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译者注）等人的败坏，但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涅尔瓦（Nerva，96-98年在位，译者注）、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译者注）、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译者注）、安东尼·庇护（AntoninusPius，138-161年在位，译者注）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ruelius，161-180年在位，译者注）等人。勒南（Renan）曾经说，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善良和最伟大的一批相继出现的君主” 。吉本（Gibbon）也说：“如果让人找一段人类历史上最幸福和最繁荣的时期，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从涅尔瓦继承王位开始到马可·奥勒留逝世这段时间。他们保持统一的统治，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把谋求人民幸福作为唯一目标的政府。”在那个光辉的年代，罗马人民都为自己享有的统治深感荣幸，而这个君主制度采取的是收养制度：皇帝不把皇权传给他的子孙，而是挑选能力出众的人，把他变成自己的养子，然后把他培养成对政府有益的人，并逐渐地把权力交给他。这个制度运行得不错，部分原因是图拉真和哈德良都没有儿子，而安东尼·庇护的儿子在孩童时期就去世了。马可·奥勒留有个儿子叫康茂德，因为马可·奥勒留这个哲学家没有另外指定继承人，他的王位就由儿子继承了；结果很快就引起了大混乱。

总之，君主制取得了中等的成绩。这个制度因为继承而引发的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它的连续性和“正统性”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当这个制度采取了世袭制时，所带来的愚昧、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任和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和政治家风范为多。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译者注）经常被视为现代君主的典范，但法国人民却因他的死亡而欢喜雀跃。现代国家的复杂性，让任何想控制它的单一头脑都归于失败。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是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主张贵族政治的人认为，与依靠金钱、神学或暴力掌权相比，靠出身而当政是最明智的选择。贵族政治使一小部分人从勾心斗角而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经济竞争中解脱出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榜样、环境、下层官职培养他们，使其能够胜任政府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特殊的准备，它不是普通家庭或一般背景可以提供的。贵族制度不仅是治国理政技能的摇篮，也是教养、礼仪、规范、品味的储藏和传播工具。看一看法国革命之后，道德、礼仪、风格和艺术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吧。

贵族鼓励、支持并且控制艺术，但是他们很少能够创造艺术。贵族们蔑视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喜欢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化的生活，从未想过屈尊受尽千辛万苦，而这通常是天才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也很少进行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认为为出版而写作是出风头和推销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现代的贵族中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的享乐主义，他们一生都是假期，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一些贵族政体便是由此而没落的。从路易十四说出“朕即国家”，到路易十五声称“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也不过区区三代人的时间（约90年，译者注）。

因此，当贵族们专权垄断、自私短视剥削压迫人民的时候，当贵族们盲目地迷恋祖宗之法，使得国家发展迟缓的时候，当贵族们把人力和资源消耗在争夺王位和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一类王侯将相间的游戏中时，贵族制的优点也不能挽救它。后来，受排斥的人民在激烈的反抗斗争中团结了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了数千贵族的头颅。于是，民主政治开始取代了这种人类历史上的恶政。

历史会替革命辩护吗？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路德（Luther）勇敢地与天主教教会决裂，而伊拉斯谟（Erasmus）则希望有耐心的和有秩序的改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则要捍卫“成规”和连续性，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有些时候，就像1917年的俄国，顽固腐朽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瓦解。但大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在英语世界，美国没有经历任何革命也变成了一支主导的力量。法国大革命使控制着财力的商人阶级变成统治势力，取代了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却没有经历过流血牺牲，甚至都没有打扰到民众的日常安宁。与过去断然决裂，会导致狂热的行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横祸和毁灭。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在任何情况下，链条一断，就会招致疯狂的反应，就像1792年9月的巴黎大屠杀一样。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按照民主一词的严格定义，它只存在于现代，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国，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开始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执政时期，而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权开始于我们的青年时代。在古代阿提卡，31.5万人口中，有11.5万是奴隶，只有4.3万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妇女和绝大部分工人、店员和商人，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没有公民投票权。这些少数公民又分为两派：寡头派—他们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包括小地主和小商人，以及已经降为从事体力劳动但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时期（Pericles，公元前460－公元前430年），贵族占了上风，雅典在文学、戏剧和艺术方面达到了顶峰。伯里克利去世后，贵族因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2年）的失败而名誉扫地。民众，或者说是下等公民，开始掌握政权，他们颇受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的鄙夷。从梭伦（Solon）开始，直到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146年），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一直冲突不断，采用的手段包括书籍、戏剧、演说、投票、陶片放逐法、暗杀和内战。在公元前427年的柯西拉岛［Corcyra，现名科孚岛（Corfu）］，执政的寡头派暗杀了60多名民主派的头目。此后，民主派又推翻了寡头派。在一个类似公安委员会的审判中，50名寡头派被处死，后来又有上百名寡头派饿死在监狱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让我们想起了1792年到1793年的巴黎。他说：

在整整七天的时间里，柯西拉人都在屠杀那些本是他们的同胞，现在却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公民……死神到处肆虐，正像这种时候通常都会发生的事情，暴力无孔不入。儿子被父亲杀死，祈祷者从祭坛上被拖走或在祭坛上被砍杀……革命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后发生革命的地方，在听说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之后，便会以更极端的方式……施以更残忍的报复……柯西拉人成了这些罪行第一个例子……被统治者开始报仇雪恨（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待遇，得到的只有来自统治者的暴力）……他们被激情所驱动，变得极端残酷无情……同时，处在（好战的）双方之间的温和派日益势单力薄……整个希腊变得动荡不安。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民主已经成为阶级暴力引发的混乱，它使文化颓废，使道德堕落。其中说到：

民主派对自制加以轻蔑，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傲慢，被他们称为有教养；无政府状态，被他们称为自由；浪费，被他们称为慷慨；厚颜无耻，被他们称为有胆有识……父亲要降低到和儿子相等的地位并且怕他们，而儿子和他们的父亲平起平坐，丝毫也不害怕他们的父母……老师害怕他们的学生，还要哄着他们，学生轻视他们的师长……老年人不喜欢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们模仿年轻人……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男女之间也有着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民众对权威已经很不耐烦了，只要稍加约束就会大发雷霆……他们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长期地漫无法纪……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辉煌的……任何事物极端地扩大，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民主慢慢地变为独裁，最恶劣的僭主制和奴隶制是在绝对自由政体下产生的。

在柏拉图去世的时候（公元前347年），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已经开始被历史所证实。雅典人重新获得了财富，但这个时候的财富乃是商业资财，而不再是土地，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爬到了重新积累的财富的顶端。这个变化使得人们对金钱产生了狂热的追求，希腊人称之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neoplutoi）建造了华而不实的豪宅，他们的妻子用名贵的礼服和珠宝装饰起来，成打的用人服侍着她们，她们用宴会款待客人，与之争奇斗艳，彼此攀比。贫富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雅典被分化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与彼城邦之间互相对立着”。穷人计划通过立法、税收和改革的方式，来掠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在一起共同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一些寡头派组织的成员竟然庄严宣誓：“我将是人民(即平民)的敌人，我将在公民大会中对他们干尽所有的坏事。” [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则在公元前366年说：“有钱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钱人宁愿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那些穷人又觉得抢走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要开心。”[3]较为贫穷的公民如果获得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就会投票把富人的财产放进国库，然后由政府性的事业或政府补贴的方式，重新分配给人民。政治家们则发挥他们的才智，为财政开辟新的来源。一些城邦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分散财富：米蒂利尼（Mytilene）的债务人把他们的债权人进行集体屠杀。阿哥斯（Argos）的民主派攻击富人，并杀死了数百人，没收他们的财产。相互敌对的希腊城邦的有钱家族秘密联盟，相互帮助，以抵制民众的暴动。中产阶级和富人一样，也不信任民主，认为那是让妒忌者掌权。穷人同样不信任民主，认为财富上的不平等让虚假平等的投票毫无意义。

希腊的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最终当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Macedon） 在公元前338年发动袭击时，希腊内部和外部都呈现出分裂的状态。许多有钱的希腊人欢迎菲利普二世的到来，认为这要好过一切革命。雅典民主政治在马其顿人的独裁下，消失了。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这在罗马历史中我们找到了又一个例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寡头制定了一个外交政策，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征讨和开拓了地中海世界。通过战争得到的财富，都被贵族们收入囊中，商业贸易的发展，又使得中产阶级变成了富豪。被征服的希腊人、东方人和非洲人，被带到大庄园做奴隶。当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无处安歇，沦为城市的无产阶级，只好接受小格拉古（CaiusGracchus）在公元前123年开始按月向穷人发放的救济粮。将军和总督从各省归来，为自己和统治阶级运回掠夺来的战利品；百万富翁成倍增加；流动的金钱代替土地成为政治权力的资源或工具；敌对派系为了竞争，大规模地收买候选人和选票。在公元前53年，有一个投票团体因支持某候选人而得到了1000万塞思特斯（Sesterces，古代罗马的货币名，译者注）。 [1]当金钱不起作用时，谋杀就出现了：有时候投错票的公民们被打到半死，他们的房子也会被人放火烧掉。古代人从未见过如此富强而又如此腐败不堪的政府。 [2]贵族们忙于利用庞培来保持他们的优势权益。平民们和恺撒同甘共苦。战场的判决取代了胜利的拍卖。恺撒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得到民众拥戴的专制。贵族们杀死了恺撒，但最终接受了他的侄孙和继子奥古斯都（Augustus）的独裁（公元前27年）。民主政治结束了，君主政体复活了，柏拉图的轮子，转了整整一圈。

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些经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隶制、贿赂和战争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这个名称，也没有为平民政府提供一个公共的标准。美国的民主政治则有着更深厚的根基，它开始时是受益于英国留给它的遗产：自《大宪章》以降，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就一直保护了公民不受国家的侵犯；新教徒则开拓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国革命不仅仅是殖民地居民对抗遥远政府的反叛，同时也是土著中产阶级对抗外来贵族的起义。因为有大量的无主土地，法律条文又极其少见，起义变得轻而易举。人们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内控制着自己的生存处境，政治自由有其经济上的基础；他们的人格和个性都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当上了总统——他既是伏尔泰那样的怀疑论者，也是像卢梭那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这些能量把美国从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质富裕的理想国，从西欧的一个孩子和被监护者，变成了他们的对手和保护人。农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和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才使得美国拥有了一个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很多已经消失了。个人的孤立已经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赖于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和资本，以及那些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条件，个体的独立性也消失了。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大，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无从逃避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的土地正在消失，虽然家庭所有制还在扩展—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数量。从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这可能反映着马克思所抱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锁链。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政治对当前艺术的堕落有没有责任呢？当然，说堕落是可以被质问的，因为这是主观见解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对艺术的极端表现—五颜六色毫无意义的涂鸦，破布烂纸的拼贴，怪诞刺耳的音乐—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显然是自囚于我们的往昔，缺乏试验的勇气。这些毫无意义的创作，创作者并不是要吸引公众的共鸣—他们也把这些人视为狂人、废物或骗子—而是要吸引容易上当受骗的中产阶级购买者，这些人被拍卖商催眠，又被新鲜而畸形的事物所震颤。民主政治对这些颓废的作品是有责任的，但也只是意味着，民主政治未能发展出欣赏标准和品位，去替代过去贵族采用的标准和品位，它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个人主义限制在一定界线之内，使之可以理解交流，为生活带来启迪，以合乎逻辑的顺序和连贯的整体使各部分保持和谐。如果现在的艺术在奇形怪状中迷失自我，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已经被群众的建议和支配地位所影响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于艺术表现形式，可能已经被古老的学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尽了，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只好四处乱闯，以便寻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风格、新的规则和纪律。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罗马成为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国建国以来的200年里，也为大部分民众提供了空前丰厚的财富。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为强健。它用勇气和能力来保卫自己，抵御外国独裁制度的攻击，也不会让独裁政治在国内出现。但是，假如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为了统治世界的目的需要庞大的军力和开支，那么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会一个个地屈服于武器和冲突。假如种族或阶级斗争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把政治的辩论变为盲目的仇恨，那么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会用刀剑来推翻竞选活动的讲台。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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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ianch    时间: 2015-1-17 12:12


本书确实有阅读的价值。怎样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文化基础，是中国和世界一大难题。西方东方都面临危机。人，自然，社会，众生，的相互关系，这个星球的文明前方在哪里？本书提出，只有圣人才是真正革命者，促使个体自由和进步和人类的进步。毛泽东讲过，帝王一代君王，圣人百代君王。只有人类的精神文化的进步，才是真正人类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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