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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先行一步 1970年,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上海知青丁惠民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丁惠民在农场学校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教学物资采购。由于工作关系,他走遍了西双版纳垦区各个农场和乡镇集市,了解各地知青的真实状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而他自己,和所有知青一样,经历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死亡还是生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现实。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状态。丁惠民心中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落实政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生活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的消息: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丁惠民开始考虑具体问题,他准备将想法付诸行动。1978年10月16日,在广泛征求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并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支持后,丁惠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在得知中央近期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作一次全面的总结检查后,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中限于诉苦,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信的内容是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质疑。这让不少知青特别是入党入团和担任了一定职务的知青们有所顾虑和犹豫。就在此时,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提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这篇文章打消了一部分知青的顾虑,有些农场的知青甚至拿着报纸找干部们辩论。联名信活动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联名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人。 在等待回信未果的情况下,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开始了游行和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中共中央、华国锋、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重要新闻: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从10月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知青工作四十条》。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已完全等同于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 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当晚,请愿团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接下来的几天里,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前来和请愿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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