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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阳光明媚 于 2013-11-18 16:38 编辑
回乡的历程 林建云
一、种蘑菇 高中最后一学期，由于学习压力相对小了，我便开始接触同学、同时也寻觅一些感觉兴趣的事。一中操场下面一间神秘房子引起我的注意——里面一位‘聪明绝顶’的老师经常在里面拨弄瓶瓶罐罐，似乎在培育着什么；经接触后才知道，他是在进行食用真菌的培植。不知怎地，我立刻对食用真菌也有了兴趣，有些应用性的知识还常跑到他家中请教。 高中毕业后的我，目标非常明确——种蘑菇！于是，一返回家乡就开始进行原材料的筹备。稻草算最方便的原料之一，牛粪可是件头疼的事。我不但自己每天挑着畚箕到放牛的地方检牛粪，还动员我的弟妹加入检牛粪的行列，每当生产队的牛放养回来绑在树下时，我们就在那边等着牛拉大便，有时还得抢——因为当时的牛粪是庄稼的宝，还可以换工分！ 经过我三兄妹的共同努力，材料基本凑齐，可以建堆发酵了。第一次试验总是不放心，我再次到周老师家中请教、并请了个‘技术顾问’——张合成同学一起到我老家帮我建堆发酵。记得还是盛夏时节，在烈日下铺草、撒牛粪、浇水，忙乎了一整天，合成和我都大汗淋漓、累得狗熊！总算完成了首次建堆发酵的艰巨任务。而后的6次翻堆同样艰辛，因为已经发酵的物料的温度都有约60℃，但当时年轻体壮、干劲十足，艰苦不在话下。 在堆料发酵的同时，我又必须考虑建蘑菇床。木头必须到十几里以外的深山去砍，就连同铺垫菇床底的芦苇杆亦然。有一回，考虑偷懒，跑到‘岭脚林场’林区去砍芦苇杆时被林场值勤的‘傻朝宗’抓个正着；后来跟他说明芦苇对树木的生长不利、我又是利用芦杆去作为种蘑菇种植试验用的等大道理后才准许放行。 一切就绪后，必须把发酵后的培养基料一担又一担挑到蘑菇房上架、灭菌。而后，到周老师那边买来蘑菇菌种，进行点播式接菌。接完菌种后心中仍然忐忑不安，一有空，就去查看菌丝的生长。看到白色菌丝逐渐扩展时，心中充满着成功的快乐！ 菌体长到一定时需要覆盖土块。从渠沟挖出淤泥，挑回家晒干、敲成碎块；筛分粗与细，先把粗泥块上架铺盖在已长菌丝的基料上，十余天后，待菌丝开始爬上土块时再覆盖细土块。大工程这样基本结束了，余下的是控制水分、湿度、温度…… 经过几个月的艰辛，终于看到菌丝形成了菇蕾、绿豆大的小菇、最终成为直径4-5公分大的成品蘑菇。此后，每天一大早就开始采菇、切菇，然后用白布包裹，用自行车运到县城的外贸收购站卖菇。采菇、卖菇，每天收入十几或几十元，那个感觉实在可是太好啦！ 天道酬勤。当年，我的蘑菇长得实在好——没有杂菌侵袭、菇期又较长。经过几个月的种菇，我不仅从一个穷学生变为“有钱人”，且每天都还有一些暴菇、歪菇赠送给乡邻们尝鲜。 有了种蘑菇的经验后，紧接着我开始种白木耳。除了上山砍种木耳的阔叶树比较辛苦外，种木耳比起种蘑菇轻松的多了。一切依然很顺利，且木耳不用像蘑菇一样天天采收、天天卖。只是遇到长时间阴雨天不能晒干时，只好把鲜木耳送给大家去品尝了。可以说，村里不少人是在我种植木耳、蘑菇后才尝到其风味的。于是，大家看到我时，脸上都很灿烂。 正在我得意洋洋，准备再接再厉的时候，我的父亲从陈岱公社骑自行车风风火火赶回家来。我父亲问我蘑菇、木耳种的怎么样？我告诉他：“收入不会比你当公社书记的差”；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后，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已经被人家告了，不是直接告你，而是告陈岱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木然了，但也理解现实。 我父亲没有责备我，还夸我有‘字部七’；但他也强调这些不能再搞了，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政治上要有所进步、有所作为。 我理解、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于是乎，很快就放弃了一切经济上的活动，全身心投入于大队的‘政界’事务——宣传、墙报、标语等。很快，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青年突击队长等头衔都挂满一身。最让我经受历练的是当了二年的果业队长，其实与青年突击队是同一帮人，都是年轻人，我们很团结、勤奋、顽强；我自认为很有向心力，因为本队除了年轻人有共同语言外，还经常有咸肉饭可吃！而我感觉最有意义的事是办了一年半的扫盲夜校，使村里一大批年轻姑娘上城市时不至于走错厕所！所以，我现在叫我‘舅舅’的人很多，因为那些姑娘都令其小孩叫我‘舅舅’。 回想起在回乡的往事，我总有一种不可逾越的亲切感：在人生路的关键点上有父母的指引；在初次创业中有老师、同学的无私帮助；后来更有一帮好兄弟姐妹们的鼎力支持，其中几位是我们的同学（林三定、林绍有、林蒜花）。“美丽的我家乡，不能不令我回头望；碧水与青山间，有我的青春在回荡”都是内心的感受和呼喊。回乡的历程让我学到不少东西，其中自信、自强、诚信和互助友爱的团队精神在以后的人生路上受益匪浅。
二、生产队长 “阳光”老兄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同意其说法。自高中毕业回乡后，我的人生路确实走得很顺畅：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蘑菇、木耳均种得很好；但此路不能再走了，欲参加“三大革命”时正好碰上原在大队负责文宣的知青走了；我顺（利地取而代之）而代之，协助大队团支部开展文化宣传事务。1974年冬季，女团支书也光荣入伍了；很自然，团支书也就由我接了班。而‘果业队长’一职却是形势所逼、无奈之下接手的。 1975年，随着部分地方私下‘分田到户’的暗潮微微涌动，大集体的机制开始受到质疑时，大队与生产小队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原果业队长面对着现实压力不是主动去化解，而是整天到大队部诉苦、提要求，甚至屡屡提出辞职进行要挟。看着大集体的产业不断被分化或破坏，看着老队长的无奈，我在大队干部会上主动请缨——由团支部为主体的民兵连接管果业队、协管“赤毛溪”耕山队，并留原队长为顾问。提议很快得到大队党支部同意，也获得年轻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支持！报名者十分踊跃，在考虑各个生产队的派人意见的同时，我尽量选择年轻的精英加入。考虑到我在大队需要应对的事务较多，我还任命了个现场‘队长’，但实际上总体事务还是由我负责。 集共青团、民兵连、果业队为一体的青年突击队共约近40员，男女参半。扛起锄头是农民、扛起自动步枪则是一支英姿飒爽的民兵队伍。本队对全村集体山地进行开垦、种植水果（主要为荔枝、菠萝）和茶叶；同时，也管理、采收水果，制作茶叶。本队都是同龄的青年人，我们团结、勤奋；也富有社会责任感和顽强向上的精神。 我们回乡知青不仅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还要承担“扫盲夜校”的教学任务。虽物质匮乏、生活艰辛；但我们勤劳勇敢、富有朝气！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当年轻人集中在一起时，那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喜欢学习、尤其是对新鲜事物与技术爱好的风气浓烈。我还十分在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教导，充分尊重“半边天”的力量与促进作用；使整个团队自始至终保持友爱与团结。本队可发展与利用的领地遍及“三山”脚下的果园、还有几十亩的农田；产业有荔枝、菠萝、茶叶与粮食等。 与家乡这帮年轻人在大集体体制摇摇欲坠的那两年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此生难以忘却！确实感觉：我是时代幸运儿！ 幸运还要有拼劲。 接手果业队长后当时最为紧要的事是：把前团县委书记（郑合辉）带领开发的山地种上果树，否则，快要再度荒废了。欲种果树、树苗是关键！要买果树苗，即没钱也买不到。于是，我们集中学习“圈枝育苗法”进行本地荔枝苗嫁接；很快，原有的荔枝树的嫩枝都被逐株“圈切去表皮、包上易生根的营养土”（牛粪、泥巴、磷酸钙等混合物）。几个月后，待细嫩的根系长出来后，整枝锯下、种植。不出一年，该种植的山坡地基本都种上了荔枝树，并套种上菠萝，形成了果园。 “战地留影” 就是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偶遇上熟悉的照相师顺便给照的，裤腿依旧是卷着的、脚仍然光着脚，除了脸部表情外，全无作秀！ 制茶，是件即花工又辛苦的技术活！茶嫩叶长到3~5 片叶时就必须采摘，否则，很快老化。老化的茶叶既影响茶的质量又妨碍下一期的采收。 采茶是要求早起上山，在阳光尚未把露水晒干前就必须完成采茶任务；采收回后的茶叶先进行适当发酵、晾青、杀青、揉茶、炒茶、再揉、再炒……揉、炒过程十分辛苦，炒得十分烫手的茶叶用白布巾包裹、乘热进行揉搓，要揉得最后成硬团才能成型。在当时还没有机器设备的条件下，一切都是手工进行操作！尤其是夏天，汗水从头上滴下、沿着手臂流下注入了茶叶中，丰富了茶叶的风味……早起采茶、连夜制茶，往往有些人的体质坚持不了，“中暑”是经常的事！ 每当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总必须以身作则，从头坚持至尾。并且，不管是否违规我总是要保障队员们的基本生活——咸肉菜饭的供应！有时，来点精神的激励也是必要的。如，“合影”就是在制茶的过程听到某照相师来村里照相时我突然宣布全体去照相的。照相，对于当时乡下人来说是一种奢求！一听要照相，姑娘们大多跑回家去梳个头、换件衣服；因为，他们或她们很少有机会去保留下当年青春的风采！由于事发突然，有些在山上处理菠萝的队员、包括林绍有同学，没能参加此次合影。此乃一憾事！ 1975年底，队里购进一部手扶拖拉机，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鉴于女队员的兴趣与积极向上精神，我们推荐2位女队员（一位上山下乡的、一位本乡）参加司机培训。那个年代女司机特少，尤其是在乡下；自此之后，324国道多了一道“女手扶拖拉机司机”的靓丽色彩！ 年轻人好学、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我们经常一起探讨果树新品种以及增产新技术，并进行一些必要的对比试验。这是我们针对荔枝结果后一阶段易落果所进行防落果的控穗对比试验。试验结果没有照片的那么理想，且药物的价格不菲，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当时的试验经费全是队里自掏腰包，没有任何“科学基金”可供支持；我们的创新精神可见一斑！ 然而，不是所有的改革与创新都会受到欢迎。大队部原来是随便（一）个干部写张条子就可以来要茶叶或水果，可到我手上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对各部门均予以限量供应；特殊供应必须在大队书记签字后、由我再签字方能生效。这下子可是得罪了不少人！
三、问神记 1976年7月，刚采摘完荔枝不久，老天连续下了几天雷阵雨，小河水略有上涨但还形不成“大水”。一个雨后的清晨，看着荡漾着几块浮云的天空，谅必形不成雨，我想今天可以给荔枝施肥了，叫了1位队员到我办公室挑尿素。可打开办公室门时发现：装在两只竹箩筐中的1包半的尿素连同箩筐不翼而飞！ 那是前天从仓库领出、本欲给因被“圈枝嫁接”后、又摘了果的荔枝补充营养的；但由于看到天气不稳定、我担心撒下的化肥被雨水流失故令他们推迟施肥，把领出的尿素暂时放在我办公室的楼下。 丢失1包半的尿素在当时可不是小事！我主动向大队部汇报了情况，叫负责治安的副书记、治安主任、民兵队长等到现场查看；一位富有经验的退伍军人很快发现楼下窗户透气小窗的玻璃有明显被擦过的痕迹，楼上后窗外墙也有新的刮擦痕；因此推论，小偷应是从楼下窗户的气窗爬入，把化肥搬到二楼从后窗将化肥连箩筐吊下、偷走。当时的现场推论大家似乎没有争议。可到了中午，却通知下午全体生产队长要到现场开会。下午，人齐了后，治安主任、原果业队长（当时是顾问）等几个主角开始表演了；反复提出如下问题：1、领出来的肥料为什么不在当天用掉？2、门、锁都好好的，两筐化肥却没了，为什么？ 3、那个小气窗谁能爬得进去？……第一个问题容易解答；第2、3问题明显是对持有钥匙的我表示怀疑。我的一位队员听了后表示愿意当场示范，他很容易地从气窗翻入房间。此时又有话了：“果业队的人手脚都那么厉害吗！难怪化肥会不翼而飞！”……我明白了，这场合并非就事论事，而是想借此机会要整理人或图报复！ 绝大多数人不会相信我‘监守自盗’，把矛头指向我似乎意义不大。因此，那几位老兄调整战术——对准我身边‘比较要好’队员及其家人下手！有位队员的弟弟那天刚好去“盘陀圩”赶集，傍晚回到村口时立即被治安主任强行带到大队部，彻夜审问。第二天，他的家人了解到是因为“化肥案”而被关在大队部时，整个家族的人都要到大队部找治安主任“理会”。担心事态失控我阻挡了，而我自己带了几位队员前往大队部砸门、强行放人！我的‘横劲’让现场的所有人都感觉意外、震惊！此事件让我内心深感委屈、愤怒和悲哀，感受到诸如‘前果业队长’等的虚伪与阴险，懂得什么叫做“阶级斗争”！ 只有找到小偷才是最佳的洗脱，我们都在尽力寻找小偷，可毫无线索。在那个阶段，谁都知道我内心的痛苦！有一天，那位其弟被治安主任强行拘审的同事独自与我商量一个方法：问神！他也知道此乃我之所忌，但觉或许也是个办法。他告诉我：从圆峰、半坑再过去的‘洞仔’村有个“半仙”非常灵，什么事都可以知道，不妨去试看看。他也是“本案”受伤害者，我若要是表示反对，或许会让他伤心。于是，我答应他，但要求他务必保密！ 次日，一切“手续”均由那位队友去办理，我安排完队里的工作后与他各骑一部自行车顶着烈日出发，过高田、圆峰、到半坑村（马铺公社）已是中午，到此已不能再骑车了。我同事去问路时得知那位“半仙”正在村支书（如美）家中，我们前去问她何时归其“仙府”，她说要待到太阳偏西方可启程。没办法，只好等。约莫午时4点，朋友告知那位“半仙”有事先行了，我们沿着朋友指引的山路走了约一小时才到“洞仔”村。此时，已有三位‘求仙者’先我之前在此等待。 “半仙”沐浴完毕开始“工作”了，烧了香、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像是唱戏。接着一个一个询问有何所求？有二位系因家人生病前来“求仙问药”；“半仙”稍问病情即从囊中取出一小包（估计是中草药）、再加入些香灰就打发走了。另一位则是说有‘先人的阴魂’来搅扰其生活；“半仙”随即仗剑（木制的）绕着该人跳了‘一场戏’，然后，取出黄纸用丹笔画了张‘符’、照样包了些香灰，告诉那位‘求仙’者如何张贴、挂香灰，……我像看戏一样看了全过程，心里想：后者属于精神问题或许能够奏效；而生病者如此求神或将给贻误了病情，那可能更糟。 待其他求仙者走后，我的同事开始呈上贡品、点上三支香。“半仙”问其‘所求何事’？我同事把‘尿素被盗案’全过程说了一遍，恳求“半仙”指点系何人所为？“半仙”开始进入神游状态。其间，可能是‘其孙’跑过来向她要吃的，她顺手把我们的贡品糖果抓了几个打发该小孩走了。 我想，“半仙”并没有真正的‘神游’、其灵魂并没有真的出窍！ 再继续‘神游’一会儿，“半仙”发话了：“此事重大，你们的队长没来，我不能告诉你们”。 我同事赶快禀报：“后面那位就是队长”； “半仙”回过头来瞟我一眼，接着说：“此事我仅能跟你们书记说，其他人做不了主！” 我接着回答：“我就是书记”（她没说是“党书记”还是“团书记”）。她又回头看我一眼，这下她可没退路了。于是就说：“是两位男孩偷的”；我同事问：“是大村的、还是小村的？”；“大村也有、小村也有”；“人是什么形状？”，“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些；脸黑黑的，穿短袖衣服”（这些都符合夏天农村人的形象）。我同事似乎又要再问时、我把他拉开，把所有贡品往我的挎包一扫，叫我同事：“走，回去！”我同事傻眼、那“半仙”也傻眼了！ 我那同事从我挎包里抢出一包糖果、还有事先准备的红包给了“半仙”后才追了出来；一路还不停地责怪我对“半仙”的无礼。 下了山，天色已黑。从早上喝点稀饭到现在、肚子早已全空了，我们坐在坑沟旁边用手捧着甜美的山泉、吃着我夺回来的饼干，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我跟那些因家人生病前来“求仙问药”者有何不同？愚昧的巫术虽是那么荒诞、那么经不起推敲，但却不乏有其信奉者，其生命力还是如此之强！ 我在悔青了肠子的同时，再三向我那位同事告戒：此事不管何时都不能向其他人透露、让它烂在肚子里吧！ 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村里抓了两个小偷，审问时供出当年偷果业队尿素的事实正如当时的现场推论。且有二点却被“半仙”给猜对了：1、二人；2、一个高些、一个矮些！ 此乃我人生最为愚昧的历程！ 作为男子汉，敢作敢为是必须的。而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砸门、强行放人这都是无可奈何之举。事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把我叫去谈话，书记说：“自从解放以来，敢在大队部砸门的你是第一人！” 我说：“本来是小事，如果我不向你们汇报，那你们谁会知道哪些化肥是被偷而不是用掉？如果我不强行把人给放了，那么，哪些持着镰刀榔头的愤怒人群到了大队部又将会如何？而在没有任何证据下扣押贫下中农的子弟是否合理？”我知道，他们不能不批评我，但也不愿把事情闹大。 此事件对我来说，最大的损失是“入党申请书”白写了！事后也有些人问我：“你不怕上不了大学”？ 我说，他们现在更巴不得我早点滚蛋！还有些后来的报复行动、尤其是为治安主任专写春联（村里老幼皆知）的故事，留待后面再继续汇报。
四、飒爽英姿的年代 后埔民兵，因民兵“三姐妹”而出名。那是我的三个堂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勤快、机灵。尤其是老大，百米开外打酒瓶弹无虚发；因此屡屡参赛、屡屡获奖；其最高奖项是漳州军分区奖给她的一支“三八”步枪！那也是我从小就喜欢偷着玩的高级玩具。 我高中毕业回乡、“改邪归正”后，“三姐妹”的老三入伍了。我也“光荣”地成为一名民兵——当时提倡‘全民皆兵’。每当农闲时，就会集中由退伍军人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我的手脚比较笨，‘正步’老走不好；而‘刺杀’与‘射击’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1975.9.29，已是民兵排长的我带领着‘基干民兵排’参加“大办民兵师”发表17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高昂的“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和手榴弹……”的歌声中我们方队入场接受县、公社领导的检阅；我们进行了‘刺杀’动作表演，并获得团体优秀奖。 而我个人则代表后埔民兵排参加自动步枪射击比赛，“3个单击、3个连射”我打了58环，获得优秀奖（冠军）！遗憾的是，武装部的干事从山上跑步到公社去写奖状时，林建云却变成了“林建荣”。但不管是林建云还是“林建荣”，此乃竞技场上获得的荣誉，我十分珍惜，至今珍藏。自此之后，我从排长“提升”为连长。 后埔民兵连的基干民兵大多是“果业队”的队员，又有手扶拖拉机比较机动，符合“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要求。因此，平时接受“上级”的指令比较多；如部队有行动时担当保护桥梁、公路；公安抓捕罪犯时配合警戒；乃至圆子岭林场被偷伐时也要求我们配合设卡检查，……留在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配合县、公社公安人员对云霄原一名人（张XX）的追捕行动。 那是在1976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我奉命秘密带领一个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班、开着手扶拖拉机到公社待命；直至深夜时，公安特派员才告知今晚的特殊任务：我们要秘密赶到岳坑村后山上“逮捕”一四人帮爪牙——张XX。并当场宣布了纪律：1、行动务必保守秘密；2、活捉，非不得已不得开枪；3、行动过后还需保密。出发前我们进行了包围分工，我们民兵分为二部分，3个配合公安人员正面上去；而我带领其余7位抄后路包围堵截。 已过了午夜，一部吉普、一部手扶拖拉机才从公社出发，一路寒风、一路寂静。车子到了岳坑村前停下，兵分为两路，借着朦胧的月光我们徒步上山。待靠近目标房子时，我们分散隐蔽，等待正面的手电信号。此时，我听到拉枪栓的声音，忙低声问道“谁子弹上膛？”有个民兵回答“我”；从其颤抖的声音我知道他害怕了！而他的子弹上膛我更害怕——一旦擦枪走火、黑夜中不知会伤到何人？！于是，我命令其退膛，并与其他两位留在后面。 一会儿，手电光亮起，我们同时打开手电扑向那草房——空屋不见人！不知是情报错误、还是走漏了风声？ 待我们下山时，天色已朦朦发亮，但我们却丝毫没有睡意。由于有保密要求，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发生在岳坑村辖区的事为什么要抽调我村的民兵？为什么如此神秘的行动还是扑了空？但我知道那位“张XX”后来似乎也没什么事，此事件可能还是‘派系’思维在放大、在操纵。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确实是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的写照。我们74届后埔的几位同学基本都成为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的民兵队员。年轻人求上进心理强烈，我们每年征兵时总把思想、体魄健康，积极向上的队友送到军队大熔炉里去锻炼。 一夜风云散，往事现在只能付诸笑谈中；是对还是错？还需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但是，我感觉：经历过这种特殊历史事件历练的我们，有一股英雄气始终陪伴着自己在茫茫人生路上驰骋纵横。
五、困惑与彷徨的岁月 1976年，是个风云多变、难以忘却的岁月。1.8，国人所敬重的周总理逝世，追悼会的那天我们集中在大队部；当收音机的哀乐响起时、所有人自动走到院子中，冒着绵绵阴雨低头默哀，眼泪与屋檐的雨水一样落个不停……清明前后，百万民众自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一段时间，诗歌、传言漫天飞；“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总理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记得是74届的知青同学手抄赠送的；我们这代人怀着对周总理的敬仰与思念、对未来局势的困惑与关注，特别喜欢打听“路透社”的各种消息。7.6，老帅朱德委员长逝世； 9.9，毛泽东主席逝世！数月间国家栋梁屡折，中央斗争日烈，国之大厦能安乎否？今后的路向何方？……一段时间，人心沉重、举国忧愁。 1976.10.6，终于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振奋、全民狂欢！“四人帮”倒台的第二天，公社通知我们参加县里大游行，我即刻通知“全体队员不得请假”，是日，全体步行到云霄县城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 “四人帮”被粉碎后，本期望着全社会能由此而振作起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人民的积极性，可是，我似乎没有看到！在那段动荡岁月中，人们对农村体制开始产生了怀疑，并暗暗地进行了抵触。 1978年‘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的事件并非首例！1976年下半年，我们大队的一些生产队（如林蒜花所在村）已经暗地里分田到户（没有签责任书）了；虽大队曾经打压，但谁也无法解决因“有人懒惰，有人勤快；勤快人干活供懒人吃饭，勤快人最后因心里不平衡也学懒惰；最后大家都没饭吃”的现实。于是，打压归打压，行动归行动，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变相包产到户逐渐形成一股暗流。 分了田的生产队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也就是说：大队的“公工分”毫无用处！因此，有些队员、诸如林蒜花就不得不退出了本果业队，林蒜花同学从此便失去了联系。自此之后，果业队人数不得不缩小了，即使仍保留着的人员也显然不像以往的安心。 国家政局动荡、乡村治安也难维安：供销社一营业员因私下赊账给小村庄供销点，在去讨债的夜晚被槌杀、并沉尸河中；集体果园出现几起被占地建私房；324国道的护路林屡屡被偷砍，……。 供销社营业员被杀案很快被公安所侦破，我为捞起的尸体站了一夜的岗。而保护324国道防护林的责任却落在基干民兵的头上。我集中了队里的骨干先让他们对各村可能偷砍树的人进行了解、排查；同时，安排了晚上彻夜巡查，把自己放在被偷砍的重灾区——圆子岭路段。数日平安无事后，由于彻夜巡查实在太辛苦，我们改为机动巡查，但我仍然暗中固守圆子岭。就在改为机动巡查的第二天凌晨，天色仍然灰暗，我看到一个人扛着树木往小路跑，我喊他停下，他跑得更快！于是，我朝天放了一枪、再做瞄准姿势；这下子把他给吓坏了，丢下树木、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我把人和树一同交给大队去处置，这位偷树者是一位在本队“尿素被偷”事件中跳得最凶的生产队长！我们在他家前面小池塘里捞出好几棵以前偷砍的树木。 本以为抓住了偷树者可以震慑偷树风，可没想到，在处理此事件的生产队长会议上居然有人提出：“反正迟早会被少数人偷光，不如干脆分给各生产队砍了作为集体生产用途”的提议；更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竟然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与大队领导的同意！ 我力阻无果，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有队员报告‘治安主任’的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去偷砍树，且用石头砸发现并阻止他的女民兵！赶到村头，那小子已被逮住了，本来正有一股‘窝囊气’没得出、况且与其父还有“旧恨”的我，下令把他吊在村口小楼上示众。这不仅是因为那男孩欺负女民兵，更重要的是其父亲屡屡跟我们过意不去，触及了众怒。故，我一声“把他吊起来！”没有一个人求情，倒是都把他作为“出气的机会”。不过，不一会儿其姐就前来道歉，我们也就顺水推舟把他给放了。 当晚，‘治安主任’携着儿子到我家‘告状’去。于是，我故意“有家难归”，直接到村书记家中去“讨饭”吃。次日，村书记把‘治安主任’叫到大队大骂一通：“你是‘治安主任’，你儿子去偷砍树不说，还要砸维持治安的女孩，你还有脸去告状！……” 看着生长十几年已经浓荫蔽日的公路树一棵棵倒下；看着侵占集体土地与财产的行为日盛；看着因集体分化而离开果业队队员的无奈面孔，……我的内心处于十分苦楚与悲哀！我困惑、无助、彷徨，也开始冷静思索：难道坚持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老一辈领导人的过去而崩溃？分田到户是农民所自愿、且这样做他们有着更大的自主发挥的空间，是对还是错？我有必要这样执着作为这种体制的守卫者吗？ 正当处于困惑、彷徨的时候，我听到了（“大中专推荐招生将要考试“的风传）{年底将恢复高校招生工作、且要恢复考试制度”的信息。}我想该是结束这种痛苦、困惑与彷徨的时候了。我毅然自行退居二线；同时，把高中的书籍与作业又翻了出来，开始又进入‘静默’的复习状态。
六、意味悠远的母训 由于较早复习准备，在最后一次工农兵学员推荐考试中，我的成绩在火田公社处于领先水平。知道上大学基本没问题了，我便开始移交一切工作。1977年的春节已经临近，回乡的最后一次迎新春标语还是由我完成。迎新春图的是喜庆，标语纸不是大红、就是紫红、粉红色的。当写得差不多时，在大队部帮做卫生杂务的‘治安主任’的老婆请我为她写一幅大门的对联；这时，最后报复的念头又油然而生。 ‘治安主任’在几个事件上给我留下“怨恨”的烙印：大队原治安主任是我的堂兄（二班林三定的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治安主任。遗憾的是在我还是童年时他就因病谢世了。记得在逝者尚未入土时，这位在村里靠着“牵猪公”为生、即土又暴的老兄已按捺不住官瘾的诱惑，在三定家人没在场的情况下就悍然把‘治安主任’的抽屉给撬了！从此，此人给我留下“土霸”的印象。果业队‘尿素被偷’事件中他的那种乱扣帽子、乱扣人的举动差点引发我那帮‘哥儿们’要与他“同归于尽”；他儿子偷砍树时被吊在村口示众更加剧了我们的恩怨！而现在他老婆要我帮她写他家大门的联对。我思索了片刻毅然挥笔写了一对联： 日日牵猪公，越牵家越空 年年搞治安，愈搞村愈乱 ‘治安主任’名字叫“耀福”；对联的横披为：“有耀无福”。‘治安主任’的家正好住在村子小卖部的对面，节前小卖部的人特多；当‘治安主任’妻子把对联贴上后引来了不少围观者，看了后大家都捧腹大笑。‘治安主任’的妻子还说“笑什么，这对联是林建云给写的！” 听了好心观众的解读之后她才急忙撕下那对联。村子太小，我惹起的“对联事件”在春节期间一时又成了乡亲们的一大“佐料”。 我又被告状了！而这次去告状是一家子，说在后埔被我欺负的最为厉害！说实在的，写完对联后我就开始有点后悔了，因为，请我帮写对联的是一位从没与我们有任何冲突、又不识字的妇女，我没有理由因为她老公的可恶而伤害其家人！我的母亲很理智，知道这回是我做得太过分了，她悄悄地备办了“四色”托人给送了过去，并道了歉。 这一回，我母亲以少有严肃的口气训了我一顿：“你吊了他的儿子是因为他儿子有错在先，人家忍让了。而这次是人家求你做事，你不乐意可以不做，但这样做你是太过份了！你不仅伤害了人家的自尊，而且这个春节你叫人家怎么过？”、“要是不知道你们有以往那些“过节”的话，人家会怎样说你？——得志便猖狂！”、“今后走出社会一定要学会宽容、要低调做人！” 春节过后的3月，我践行‘低调做人’，独自提着行李到村头迈向新的人生路——没有任何人知道出发时间、没有任何人送行。 可我后来才知道，母亲随后站在村头的高地上默默地抛洒着慈母泪，独自看着我上车、目送我远行，…… “要学会宽容、要低调做人”——这是我即将走出家乡之前的母训！“母训”言简意赅、严中携爱、意味悠远、刻骨铭心。自此之后，“母训” 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陪伴并施益了我的一生！
“回乡历程”的悠悠岁月是有不少艰辛、不少困惑；是对还是错都已成为个人的历史、一页一页地被翻过。虽然时空已变换，但那段蹉跎岁月确是此生最难以忘却的一段生活。恩怨早已忘却、唯留真情从头说，希望年轻时代的回忆能点缀我们晚年快乐的生活！ （2012、5、10~~8、25 帖子、回复、照片说明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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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8 1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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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9 17: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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