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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刘正明 于 2014-3-18 22:35 编辑
杀猪生涯 (7班)郭智坚
人生易老天难老,一晃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很感谢家乡的同学创办了同学网,使独在异乡的我,可在网络上与同学们交流、畅谈,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那年高中毕业,许多同学都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因我父亲在外地工作,街道居委会没来动员,加上自身思想觉悟不高,没有主动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小伙子,在家里无所事事不像话,就找门路帮家里挣点钱。贩水果,卖蔬菜,用自行车载客,倒卖猪肉……各种行业,只要能赚到钱,能混口饭吃,啥活都想去干。卖水果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到山上贩水果不限吃,就先吃个饱,再贩几十斤来卖。卖水果本小利微,想多赚一点,“窍门”是短斤少两,把标准称换个小称砣,称一斤到顾客手上也只有七两,有些顾客怀疑不夠称就多添几个,称高高的顾客就没意见走了,其实还是不夠称。 我卖过猪肉,更是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那时候我家五囗人,父亲远在南平工作,母亲没工作,在家管顾我们三兄弟,生活费来源全靠父亲每月寄回的30元,如今回想起当时母亲维持这个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家境贫穷,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夠吃,每年还要搭配几个月的杂粮,地瓜米、地瓜片之类,吃不饱,肚子里没油水。所以我决定做猪肉生意,一个想法是卖不完的残肉可以留下来自己吃,多少解决一点家里温饱、油水问题。 当年倒卖猪肉,要到几十里外乡村低价买入,再贩运到城关以每斤高出一角的价格卖出。每天往返一趟,倒卖几十斤猪肉能挣到3~5元钱,但这里面要加上“卖”草的钱。称猪肉都要捆上几根咸草,卖 10斤猪肉能用上0.5斤左右的草,每斤肉价1.5元,半斤草也就跟着卖7角5分钱,积少成多,也算生财有道吧!虽然工作很辛苦,但能挣到钱,就一门心思干下去。 在此期间我还学会了杀猪。第一次看别人杀猪,正眼都不敢瞧,虽说那是一动物,毕竟是条生命,因此免不了心中忐忑。但既然要吃这头路,也只能鼓足勇气,慢慢的适应,偷偷地观察、掌握杀猪技术。常言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虽然刚开始一看到挣扎的活猪手就发抖,根本下不了手,不过做了这一行,多操练几趟,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反正猪养大就得被杀,这才是硬道理。 只是好景不长,当时市场管理抓得很紧,“市管会”经常上街或到菜市场抓投机倒把,特别是对私宰和倒卖猪肉抓得更严,跑掉了是万幸,被抓了就强行全没收,血本无归,还要强制学习,承诺不再投机倒把。为了挣钱维持生活,只能天天跟市管人员“躲猫猫”。当时只要一听“市管的来了!”什么秤啊工具啊,全都不顾,只知道抱起猪肉撒腿就跑,要不真就亏大了……现在一想起来,真是五味杂陈,不堪回首啊! 一天,居委会通知我去报到,当时还很高兴,认为是要安排什么好工作给我。第二天,去报到时才知道,县里要将我们这些杀猪的“投机倒把分子”都集中起来,到县屠宰场“工作”(义务劳动),只管饭不给钱,其他都做贡献…… 屠宰场是半自动化杀猪,五人一组,每天要杀几百头猪。我在屠宰场的工作就是开膛破肚,取骨头。好比排骨,我可以把肉取的干干净净,只剩光溜溜的骨头。 有一天,一同事把猪赶到机器上,猪就被倒挂了起来,一师傅给猪刺了血,可还没等猪断气就将铁架松开,结果那猪就挣脱下来跑了。祛毛的师傅准备来给猪褪毛,可到了一看猪没了,只见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在满地乱窜,原来“死”猪活过来了,浑身是血的四处奔命。这下好戏上演啦,随即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人猪奔逐。有的人想抓耳朵,有的人想抓脚,有一个抓住了尾巴,垂死挣扎的猪立刻调转脑袋,差点将人给咬伤……气息奄奄的猪最后还是被众人制服了,成了砧板上的肉。我们在一旁看着,也够紧张的,杀猪这行当也是个“高危”的活儿啊! 印象中,当时是临近1977年春节。就要过年了,如果在外面杀猪,一天至少能挣十几元,可如今被管制,每天就只能挣口饭吃。有些胆大的同事找分管领导说理,要求有所报酬,答复是任务完成后每天每人给一斤肉,虽然少了点,大伙也无可奈何地坚持到临近春节。在回家前还要递交预先写好的保证书,承诺日后不再做那种“投机倒把”的事。当时年轻很听话,过完1977年春节就不再干卖猪肉的事了,自此,结束了我的杀猪生涯。 猪是不杀了,可是饭还是要吃。这样,我改行做起了手艺活——雕刻(云霄叫刻花),主要是雕床花:床脚、床裙、床顶(雕狮子、凤凰、牡丹花、萱草花等)。说起来,雕刻算是我们郭家的传统手艺活,几位堂兄都靠它谋生,我经过一段临摹学习后,也成了刻花高手,可谓无师自通。那一年,我表兄所在的半坑村要建水库,全村都搬迁到了和平农场飞鹰铺,村民都要重新做家具,我表兄就举荐我给他们刻花。活做完后村民都夸我做的不错,雕得很生动,活灵活现。人家听说郭家又出了个会刻花的,就不时有人找上门来。但堂兄们都是干这行的,我与他们抢饭吃也不是个事,就决定去南平谋生。 早年间,我父亲为了逃抓壮丁,一路逃到了南平,后来参加了工作,建立了家庭,一家人原来都在南平。1966年文革,南平林业局搞展览,我父亲画了幅《葵花朵朵向太阳》,无意中把葵花画成了十二瓣,硬被诬陷是国民党徽,以致被打成“黑五类”,家无宁日。1967年,我母亲只好带着三个孩子迁回云霄,留下我父亲一人在南平挨批斗。10年后,1977年8月,我离开云霄,返回南平投奔我父亲,自此就在南平定居下来了。 在家乡云霄生活的10年里,我度过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阶段,经受了包括“杀猪专业”在内的社会大学的磨练。这段时光虽然短暂,但也是经磨历劫,刻骨铭心,充满了各式各样人生感受。至今我离别云霄已36年,但家乡的点点滴滴都深藏在我的心中,历久弥新,如在昨日…… 2013、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