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的杂忆（刘正明）

江丽华

文化馆的杂忆

                    

刘正明

    60~70年代，和平路西段的新华书店、中山路中段的文化馆算是城关有浓浓文化气息之地。新华书店除卖书籍、小人书和图画，靠门口设大案桌，摆着各种简易通俗读物现场翻阅，常被人忆起；但提到文化馆的就少了。

    文化馆是一幢独立的三层高砖楼，坐东朝西，外观带南洋风格，似有些年头了；周边都是居民户低矮的瓦顶平房，显得它“鹤立鸡群”。门前左右各一块四五米长空地，两侧围墙形成“冖”字型。墙体变换过几次，最后改成一溜玻璃橱窗式宣传栏，贴些节庆专刊、宣传画、标语。雨天，路人就挤在橱窗遮阳檐下避雨兼浏览。

    隔中山路，文化馆对面是所谓“博物馆”，门边架一尊或两尊锈迹斑斑的清代铸铁土炮，大门长年关闭，不知里面有什么名堂。70年代某年春节间在此举办书法展览。我看到一中老员工方开智有幅正楷书法参展，才知道，数十年间为全校师生刻写了无数字体工整娟秀的蜡版讲义、考卷的方开智，楷书功底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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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馆大门倒是天天敞开。四五坎台阶上去，迎面即是厅堂。左边有个侧门，总关着，玻璃窗看出去，外面是杂草丛生、散落碎砖瓦的荒地，鼠雀的乐园；有时架根竹竿晾几件衬衣、背心、裤衩，可能是管理员的。右边靠里也有个偏门，出去有楼梯通二楼，但楼上外人免进。

    厅堂的前三分之二做阅览厅。两排斜面阅报桌居中，背靠背，呈“公”字型，斜面摊着报纸，多是各省报，厚厚一叠，破破烂烂。供读者坐的是无靠背无扶手的长木凳。两边沿墙摆几张斜面阅览桌，一半位置正对窗，采光良好，大门两侧的窗下也各放一张；桌面贯穿铁丝来固定刊物，一桌两本，有文艺性的，有宣传性的，也有理论、科技期刊。最受欢迎的是《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大众电影》之类，被翻看得好多页面破损、缺失，而且常是过期的，估计新的要等管理员自己看够了才拿出来更换。热门的《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民间文学》《故事会》《世界知识》之类，也总是残缺不全的。

    路过文化馆，我常进去瞅一瞅，换没换新的刊物，星期天便特地跑去翻阅。如果人少，就从进门第一桌开始，把所有报纸、刊物翻一遍。有时，受青睐的《人民画报》《大众电影》被人占着，就去翻《考古》《文物研究》，耐心等待。这类冷僻刊物专业性强，没多少人翻阅，外观倒完好如新。我自然也看不懂，但见识见识铜版纸印的文物插页，揣摩其说明讲解，也满新颖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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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馆不像新华书店那样每天顾客盈门，虽大门敞开，却总是冷冷清清，从未有人满为患之时，也难得见几个人来借书。但我发现，有个头发略黄的青年常在这里专注地看报，不声不响，每次都看到中午才离开。主要坐在《人民日报》那位置，可能很近视，头低低的离报纸很近。有时不知在沉思什么，半天不动。我不认识此人，从来没打招呼，搞不懂这人怎么特别爱看报。多年后才知道，他是一中同学沈鲁宏的哥哥沈鲁云，初中“老三届”，可能性格有点孤僻。

    厅堂靠里的三分之一空间是图书借阅处，半人高二米多长的一道柜台隔开内外。柜台外，左边角落立着一个有层层小抽屉的旧木柜，每个小抽屉里都有铁条贯穿着带小圆孔的分门别类的图书目录卡。不过，查这些目录卡没什么用，许多热门书要么没有，要么借出去了。

    柜台里，两张旧双屉桌对拼，就是管理员的根据地。贴墙四五个书橱，隔玻璃门可看到一格一格架子，排满包着书皮、厚薄不一的新旧图书。

    文化馆职工似有四五人。有个陈X基是中学老师陈树嘉的弟弟，30出头，个不高，大背头，两腮青胡茬，一贯衣冠楚楚的，说话、手势总带一种派头，我一直当他是馆长副馆长。管理报刊图书的是个20上下的小伙子，叫陈水枝，瘦瘦的尖脸，上唇有些小胡须，爱说俏皮话，有点滑头刁钻。我不太会闽南话，一直纳闷好好的一个人怎大名叫“青蛙”？（土话“水鸡”音近“水枝”，意即“青蛙”。）来借书的女青年们娇声细气的唤“水鸡、水鸡”套近乎，他一向笑脸相迎，有求必应，偶尔还会打情骂俏；对窜进来东张西望的小孩，却老是板起脸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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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回来，“人不可貌相”，陈水枝骨骼清奇，颇有内秀，吹拉弹拨都很拿手；尤其18岁就奉命撰写《北江水闸记》，刻石立碑于大闸旁，至今犹存。他大我没几岁，由于常去文化馆，见我乃“小北贡”，“唠普通”，有时也跟我逗逗趣，渐渐熟悉了。我一心想借书，但需有借书证，办证大权掌握在陈水枝手里。为了能借到书，就得讨好陈水枝，听他支使，有时帮打扫卫生，掸掸灰尘，有时帮更换报刊。虽然他表示小学生不能办借书证，架不住我泡蘑菇求他。有一天，陈水枝终于大发慈悲，说特殊照顾，可以给我办借书证，但有条件，先帮他抄写图书登记卡。

    那年代风行“学雷锋，做好事”，于是，我约了人委会小伙伴，好像是陈健机、赵民勇，一起去帮陈水枝干活，坐外面一张方桌旁抄起来。虽说我们小学生写的字很差劲，陈水枝为自己省事并不在乎。

    图书登记卡一式两份，照书单填写书名、登记号。活简单，但需仔细，不能搞错一张。也许陈水枝考查笔迹挑中我，也许那两人没兴趣，干不多久就走了，只剩我单干。耗一下午（也许抄了不止一回），才抄完陈水枝接二连三拿来的一大堆登记卡。这样，他才恩准我办了借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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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借书证就像拥有“阿拉丁神灯”，指望它大显神通。不过，文化馆的图书主要面向成年人，少儿读物不多。我喜欢看科幻读物、民间故事、抗战小说、惊险小说。曾经趴农业大楼（著名的石砌三层楼）办公室窗外，远远瞧里头书柜排列一溜书，至少十五六本，绿色书脊印着《创业史》。我以为是跟《毛选》那样分之一之二之三……，连续的一套，感觉是世上最大部头的书，很想看稀罕。可惜不认识农业局的干部，“无人面”去借。文化馆有《创业史》，首先就借这本。一翻才搞清楚是写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而且根本没那么多册，很失望，翻了翻就还了。

    借书一般先查卡片，开始没经验，光看书名，凭感觉挑选。有本《红玛瑙集》，当做民间故事书，借来才知是老作家刘白羽的散文集，不对口味。还有《雪花飘飘》，看过小人书，就借故事书细读，但跟小人书同名，不是一回事，也有些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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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借到中意的书顿时心花怒放，恨不得一口气看完。像少儿科普故事选《大街上的龙》，从绝种的恐龙蛋生出恐龙，想象力奇特；科幻短篇小说《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说到曾有外星飞船来访，都当真了，遐想联翩。有一套苏联少年科普读物《森林报》，分《春》《夏》《秋》《冬》四集，活灵活现地描述大自然种种动物、植物和野外奇观，知识广博，有许多精致、奇妙的插图。借到两集，其余的陈水枝说找不到，每次满怀希望去借，都落空，很遗憾。有的故事书如《山村复仇记》《小砍刀的故事》，都是上集，情节跌宕起伏，但下集还没完成（好像以后一直没出版），不知后事如何，纠结许多年。著名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鲁迅的杂文集，今天一册明天一册，借阅了系列十几本。还有两部厚厚的《中国民间故事选》，频频被借阅，书页多破旧卷角了，但收集的各族民间故事传说丰富多彩，充满神奇智慧，引人入胜，都是点煤油灯，兴冲冲的连夜看完。

    按规定借书期限不超过两周。我根本不用这么久。仗着跟陈水枝熟，要是借到的书不满意，马上去换。有时借到手，边走边翻，走半道差不多翻完了，或感觉不怎样，立刻回头去换一本。在家读完了，看时间还早，就飞奔文化馆再借。最高纪录，一天借书7趟，把陈水枝烦得说不准再借了，还考问我到底看没看？好在我记性还可以，扯了大概内容，才使他相信是真借书，不是有意捣乱，或装“爱学习”。

    文化馆的图书虽称不上数量浩繁，在那年代也算别有天地，知识小海洋。从1966年到1967年初，半年多时间，我在这里接触各种读物，增加了课外阅读量，对开阔眼界、增加知识很有帮助。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破“四旧”，反“封资修”，文化馆封存图书不再外借，杂志减少上架。陈水枝也跳槽到县潮剧团。又过不久，文化馆干脆关门大吉了，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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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秋季，云霄一中复课，初中招新生。语文课布置第一篇作文，要求去参观《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写一篇观后感。展场就设在文化馆，三面墙壁、几排木板展示栏两面，皆是大大小小图片带说明，从“红太阳诞生”直到“九大胜利闭幕”，等于是展现中共党史、“路线斗争史”。一楼空间不够，二楼也布展大量图片、宣传画。我这才有机会第一次上到二楼。为打响作文第一炮，跑了几次，用小本子大抄解说词。写作文时投机取巧，连编带抄袭，草稿1万多字，带到一中，跟同学在山坡打打闹闹搞丢了，只好重写。第二次干劲小了，如法炮制8千多字，交上去。从字数讲算“破天荒”了。
    几天后，丢失的草稿被学生捡到，交给年段陈树嘉老师。他叫我去办公室，问“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搞丢了，已补写交了。陈老师对一个新生的作文能写得这么长颇诧异。实际上长虽长，大部分靠抄袭、拼凑，空空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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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文化馆前一次痛心的遭遇。1966年5年级时，有一天我带三本书准备借给班主任许老师。挑了《把一切献给党》和《草原骑兵》，都新买不久，包了书皮；还有民间故事《石门开》，刚跟邻居杨康借的，还没看。
    走到文化馆前，一队人马迎面过来，是一小6年级学生，去人民会堂听“学毛选讲用会”（只要求各小学6年级参加）。有个大块头叫“大头惠冲”，见我拿着故事书要夺过去，我不放手，纠缠中有本书封面给撕裂了。我气得把几本书摔地上扭头就走。走了一段不放心，返回文化馆这里，队伍早没影了，地上也没见到书。心想一定被大头惠冲捡走了。紧着去人民会堂里找他，各小学的人乱哄哄的，一时找不到，就坐到前排空位，等散会再说。当时心不在焉，向一位略相识的高年级学生借本古装小人书，打发时间。有个中年的部队干部（估计是县武装部的）发现后，很和气的“借”走小人书，却在大会总结时站台上举着小人书，作为“个别学生不认真听”的反面典型狠批一通，还好没被当场揪出来“上纲上线”。
    等我惊魂初定，找到大头惠冲家讨书，他恶狠狠的说根本没拿，还威胁再来就不客气了。实在倒霉，无端丢了三本书，又搭上一册古装小人书，损失惨重。杨康的书也是借来的，几次来讨，我只好编借口拖延，最后不了了之。

    后来路过文化馆门前，就不由得想起这个飞来横祸，非常懊恼惋惜，至今不知那三本书最终落到谁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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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8月，我带儿子回云霄探亲，搭一辆破旧又严重超载的私营长途客车，一路颠簸，提心吊胆，到城关五板桥下车，已深夜了。多年没回乡，长途客运站地点已改变，晕头转向，甚至不知道街路怎么走。只好凭印象先去经堂口，沿中山路走往草埔这边的东园新村。整条街没一盏路灯，暗蒙蒙，黑魆魆。走了半天，凌晨2点多，来到文化馆前。9岁的儿子一路背着书包，又乏又困。我让他坐在文化馆门口的台阶歇一会。黑暗中看文化馆，轮廓影影绰绰，门口和两侧依稀都改变很大。偶而有三五成群少年家，夜不归宿，趿拉着人字拖，甚至还有木屐，呱嗒呱嗒响，幽影幢幢，吵吵嚷嚷的经过。坐看黑灯瞎火的周围，恍若隔世。少年常到之处，哪想到20多年后深更半夜的会在此停留怀旧？

    过后几次回云霄，老街变迁更大。原先文化馆两侧多属居民户，90年代始，中山路沿街门面都开店铺，到处停摩托车，街面显得格外狭窄。有一天到文化馆找人，发现这里面貌全非，不知何年拆掉重建，变成“回”字形的四层楼，原阅览厅的位置成了天井。上二楼，邂逅原人委会邻居董国强，久违30多年。他在文化馆工作，发挥美术专业特长开办少儿美术辅导班，领我观看他教的学童们现场习作。楼下楼上，都找不到60、70年代旧痕迹，以往熟悉的一切都隐退在时间长河里。

    这几年县城改造更起劲，百年沧桑的老街老巷不断的被吃掉，繁华喧闹的新大街在改造、拆迁、扩张。原旧电影院那条东西走向的旧街不复存在，新开辟复兴路东段，原文化馆和对面的原博物馆都消失了，原址成了中山路与复兴路的十字路口。听说，已在别处建起新的文化馆（图书馆）大楼，设施先进，图书更丰富了。我还未去参观。不过，现今的文化馆属于新世纪县城布局的一角，与记忆里简陋的旧文化馆属不同的时空地标，早先那种简约朴实的年代特色，连带好不容易借到久盼书刊的无限惬意，只能在脑里浮现、萦绕，现实环境中再不可能找到了。

                                    2019年4月16日

江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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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明

新华书店，文化馆、艺术照相馆、工人理发店、时钟台饮服大楼、白铁社、经堂口百货公司、总务股（中山堂）、综合商场……过去的老建筑、老门面差不多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