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霄一中学习生活琐忆

刘正明

云霄一中学习生活琐忆

罗顺德

（初中63届二班）

        我是1960～1966年在云霄第一中学完成初高中学业的。走出一中校门已58载，古稀之年回忆少年时光的学习生活，足见对母校的感情至深。思忆往昔，也是希望后辈能把好的传统继承发扬。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曾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有伟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老了，对往事的回忆会是琐碎并欠全面，请看者多加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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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舍分布三处，设备简陋。但钟灵毓秀，人才辈出。

    云霄一中位于县城望安山麓南面。60年代分为第一校舍（南邻三房英济宫），第三校舍只有一排四间平房教室，东墙紧邻威惠庙。第二校舍是中心，初高中部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和几个大操场都集中在此。
    第一校舍是食堂、宿舍。分布多处的十几间平房大宿舍排满了木制上下床，一间可住30多位学生。大膳厅后面有一座二层楼宿舍，住着全部寄宿女生和几位教师。这里地势低又近江边，漳江发大水也经常受淹。
    寄宿生每生每学期要交给食堂一百多斤干柴，交米供煮早餐，中晚两餐自备瓷钵放大米地瓜杂粮之类统一蒸煮。学生很少买菜（每份三分，五分便有点肉），多数自带萝卜干或鱼干之类。每学期大约改膳1—2次，两个大肉包或一份炒米粉确实为上等佳肴。由于床位紧张学校也允许在居民家“寄外宿”，我曾经和学兄林天送等寄外宿两年。
    膳厅前有一口出水量很大的水井，利用杠杆原理用吊桶从井深2米处汲水，食堂用水、师生生活用水全部提取于井。
    我念初中时，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学生和机关干部一样有一本“供应证”。记得一年的中秋节，凭票证到学校食杂店买下半块月饼和三两“固本酒”，我们都带回家给家长喝。
    当时第一校舍负责司号（敲钟）的是秀卿姑，早晨起床钟响后，洗刷完毕即到第二校舍的教室里早读，在宿舍里多穿木屐，多数学生是光着脚奔走于两个校舍的路上。
校舍全是一层的砖瓦房。62年兴建的“朝阳楼”二层，砖木结构，砌墙的砖不少是学生们捐献的，规格不一。首先入读此楼的是63届高中毕业班和我们63届初中毕业班（四个班全在楼下）。
    进入云霄一中的都是学习成绩较好的城里和乡村的学生，走出校门的基本上都是优秀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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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计划、讲质量的教学，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全校的功课表由教导处统一安排，师生们严格按功课表上课。上下课准时，司号老寿山（敲铜钟）的钟点及时准确。“当~当当……”准备上课；“当”一声是学生全部进教室各就各位；“当当~当当……”正式上课。45分钟了，“当~当……”下课，课间操的集合钟声是“当当当~当！……”如此反复，周而复始。

    老师是满负荷的工作量，语文数学俄语一人两个班级甚至更多，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等科目都要一人教几个班。当时每科的知识点力求在课堂上消化，课外作业量少，更没有什么课外辅导材料，因为老师备课充分，该强调的知识点课堂上都顾及了，点拨了。当时测试频繁学生要有招架之功，而教师则要进攻和“收拾战场”。每单元必考，平时10—15分钟的小测多，觉察学生学习不振作，则搞突然袭击的考查，以敲山震虎。期中考、期末考最为重要。试想老师要出考题，要手执钢笔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字，后交手工油印，改考题，登记学生分数从中发现学生缺漏之处以便于复习中有的放矢。

    相对而言，语文教师工作量最大，两个班的教学，特别对全体学生作文的详批详改，面谈，细心耐心。

    那时对考试分数的登记极其严格准确，这些分数作为学生升、留级的依据。科任老师把各生分数交给班主任，以便在学生成绩册上填入并详细写上评语，各科分数也是学校评定甲级优秀生（每科90分以上）和乙级优秀生（每科80分以上）的依据。我也曾是乙级优秀生。初中高中我都当过副班长、班长。记得当时我的俄语成绩最为突出。

    物理、化学、生物科的动手实验是严格按教科书上的实验安排的。大榕树下的实验室，专职老师提前为各班的实验课题准备好用具、仪器等设备。科任老师先边演示边强调注意事项，而后学生或独立操作，或两人一组动手实验，老师来回巡视。实验操作后得填写实验报告。实验操作辅助了理论知识，实验步骤的规范性地培养学生对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校内经常举行各种竞赛活动：数学竞赛、作文竞赛、书法比赛、俄语单词量的书写竞赛等，还经常开展学生作业展览、画作、手工艺品等，让学生知已知彼，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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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云霄一中是全省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学校有遐迩闻名的不少名牌教师。记得是62年吧，学校集中全体师生到借用的云霄师范大礼堂开表彰大会，副校长（当时暂缺正校长，文革初期才调来黄建金任正校长）张福和陈亿向骨干老师颁奖，当时的学生会主席王振友，1.80米以上高而瘦的身材，代表全校学生，弯腰90°向名师们行鞠躬礼，那恭敬而规范的动作令人难忘。我记得受表彰的老师（可能记不全面了）有：语文组的黄楚生、吴士麟，数学组的任和常，外语组的张礼刚，物理组的陈炳元，化学组的黄多艺等。这些名师以校为家，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心一意扑在教研教学上，几十年如一日带领中青年老师们出色完成各学期的教学任务。
    当时云霄一中提出“确保高考红旗”“超过诏安一中”的口号，考前复习“三犁四耙”，吃透关键知识点。在1959年高考成绩突出的基础上，1960年云霄一中高考成绩名列全省第九名。1961年全省取消评比，当年我校考入清华、北大各1名，复旦4名，好多毕业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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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政治工作常抓不懈，培养学生具备又红又专的接班能力。

    政治工作是生命线，政治科教学非常重要。政治科老师全是共产党员，以讲授《毛泽东选集》有关论著为主，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社会调查报告》《矛盾论》《实践论》等，特别注意结合国内外形势学习，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抓斗私批修，和前苏联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也有涉猎。
    我们高中部的年段长、政治科老师徐碧桐在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脱稿而讲，娓娓道来；在宣讲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时，热泪盈眶，听课的同学潸然泪下。
    图书阅览室的管理，到大榕树下的“八角亭”张挂报纸，用毛笔书写宣传材料，几乎是郭则珪老先生一个人负责。他写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宣传广告，比如打下美蒋的U-2型侦察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万吨水压机建成，庄则栋取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等等。一下课或课外活动，同学们争先恐后往八角亭，往阅览室，如饥如渴地阅读、浏览。
    每周一节课班会，就某个主题或分组讨论，或让学生举手发言，班主任主持，把组织、汇报等工作交给团支书、班长，注意培养学生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对表现略差的学生，班干部负有“一帮一”的责任。比如我高三（二）班，就有较出色的班干部方冠世、陈启俊等。班干部协同班主任家访。学生每周必写周记，自我总结一周的优劣。当年每个班级都是男生多于女生，像我们初三（二）班63年毕业时，全班37人，只有6个女生。学生们思想纯洁，循规蹈矩，偶有出现谈恋爱的苗头，或有个别小偷小摸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批判。
    学校每学年都有组织各班都参加的歌咏比赛，高歌革命歌曲。成立学校文工团，我班的郭国栋、连剑泉也参加了。话剧《三世仇》《血泪仇》《红珊瑚》等演技水平很高，影响很大，到几个公社的村里公演，对当时大力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到巨大的宣传、促进作用。学校每学期都有“包场”几次电影让学生观看，接受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大公无私等教育。
    当时任学生干部的必须是贫、下中农，工人家庭的子女，录取上高一级学校，首先看出身。国家倾向于培养工农子弟。当时国家还不富足，但很注意从经济上扶持困难学生。助学金的发放每生每月2-6元（初中），2-8元（高中）不等。记得我读初中时每月助学金5元，高中时每月6元加半免或8元加半免（免一半学杂费），冬天还有寒衣补助费，期中考期末考还有加菜补助费……民恩党恩，永铭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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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体美的教学同等重要，学生的各种能力全面发展。

    比较突出的是：课间操，课外活动切实而永恒地开展着，丰富多彩的活动使音体美的教学得到课外的延伸。
    音乐科全校只有一位专任老师吴默生，他工作量之大教学之严格认真令我们永远称赞。有音乐课时学生准时到第二操场东面的一棵大樟树下那间简易的大教室集中，听老师讲授乐理，教唱革命歌曲。吴老师每学期都对学生逐个考核、登记分数。
    课间操是一天集中做广播体操，一天在各自教室唱歌，互相轮换着。我在初中时的（二）班，高中时的（二）班。课间操得益于两位女同窗+先生的教唱革命歌曲，初中时教唱的是张若茵，高中时教唱的是方云凤（此同学体育竞技更出色）。《洪湖赤卫队》《红岩》《地道战》《上甘岭》等电影主题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悠扬悦耳奋进的歌声犹在耳畔，有绕梁三日之感。当时的歌唱有别于当今某些港台式或受之影响的装腔作势的“喊歌”“叫嚷歌”，时任我班语文科教学的江茂才老师曾说“唱歌要抒情，唱歌不是喊歌。”
    当时全部的运动场地都是沙土层面，各种体育运动按计划进行。体育课内容很多，队列训练，田径的跑跳投掷、跨栏，排球、篮球，单杠、双杆，爬杆，仰卧起坐，打太极拳。体育老师严肃认真，从不偷懒。每学期每生都有实地的考核成绩入册。记得我们66届高中毕业时，体育科不及格要再补考到及格，否则不予毕业。
    1966年6月WG爆发，毕业证书也推迟发放。发放当天，同学们看到毕业证书盖公章处竟然是“立新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家一片哗然，有一个同学气愤地当场撕碎“证书”。
    我们这届后来被称为“老三届”之首，有三个班级110位多位同学。其中一个班是高一年时从农村各中学汇集来的学生。
    还差一个月就高考了，我们才分文、理科，突发WG而失去高考的机会。
    话说回来，体育课还包括到漳江游泳，学习毛主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曾经从云霄糖厂（虎头潭）顺流而下至下坂村江畔。
    每学年都开展大型的校内运动会2-3天，出现了不少的体育健儿，创下各种纪录。教师的篮球队更为活跃，许焕章老师当中锋球艺高超，我们的班主任兼化学科老师施天招也是球队主力成员，当时只有常山华侨农场的篮球队可以匹敌。林炽华老师的体操技能出类拔萃。
    美术课每周一节，全校的任课老师是戴国梁和方崇生老师，他俩艺术功底深厚，教学有方，传授给莘莘学子以美术知识。戴国梁老师还多次被调派参加北京大型会展的美术工作。
    中学时代，能遇到这些好老师真是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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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艰苦的劳动锻炼，为学生积累融入社会的“财富”。

    学校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校园西面有学校牛舍羊舍，食堂职工利用剩饭剩菜养猪。学校开辟并经营的农场近的在新陂村附近，远的离学校二、三十里的后田山上（和平农场地域）。记得我读初二年时，星期六下午回家时，先要挑一担瓦片到后田，后田农场建房的材料都得逐批运送。学生身单力薄，停停歇歇，但个个都坚持挑到目的地。
    每学期有一周下乡支农，主要是帮忙夏收秋收。我们班到过较远的乡村是下云、荷步、浯田。师生共睡地铺，三餐三、五人一组轮流着在贫下中农家吃饭。白天劳动，晚上听村干部讲村史、斗争史，或分组在贫下中农家访贫问苦，回来写调查报告。
    顺便插上几句：64年县委县政府集中全县各村贫下中农代表到县城开会，会期五天吧，成份好的学生被派往各村当记录员，与代表们同住同开会。主要把贫下中农代表的反映记录下来，整理后交给专案组。回校后的作文题目即《在贫代会当记录员的日子里》，可谓笔耕不辍了。我当时被分配到陈岱公社峰外大队当记录员。
    有突击任务时，比如全县抗旱，抗霜冻，学生都得出动，挖河道，筑沙堤（用沙包），高年级同学到几十里外山区，到处可看到奋战着云霄一中师生的身影。
    校内的公厕严禁外人来偷。有劳动课时，身强力壮者挑这人粪尿浇菜浇庄稼。我曾与同学把肥料挑到将军山脚下的“龙古”浇庄稼。
    拿起笔能写，担压肩能挑，我们已在校园得到锻炼。我们还建设了简易的兵乓球室。当时学生各尽所能，会砌墙的砌墙（用土砖），砖瓦、壳灰得用手推车到前涂、高塘等地的厂上拉。大家挑沙挖土，齐心奋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兴建大膳厅。63年起，师生宿舍，食堂、教室逐渐搬迁集中于第二校舍。建大膳厅是一件较大的工程。上等的河沙漳江边应有尽有，严格要求的小石子体积不能超过大拇指，全校师生分批到西安（和平农场）溪滩上拣，全靠肩挑回。我们高三年挑选16位身强力壮者分排于“大煎板”两边，手执铁掀，对混凝土不断翻搅。一百斤水泥配多少沙和小石，都得上磅称之。所用钢筋得用砂纸逐根磨光不沾铁锈，建大膳厅的严格施工湛称云霄建筑的一个“创举”。

刘正明

结束语

    离开母校已过半个世纪，不少同学毕业后未曾谋面，其中有的已谢世多年。我常说：战争年代战友最亲，和平年代同学最亲。不管相别多久，同窗之情难忘。现代的手机微信联系天南海北，一声问候也暖心头。我们原初三（二）班的同学常聚集，沈鸿扬和平路的家几乎成了老同学“联络站”，林清乐有宝马车驰骋，常偕同我们的老班主任吴成志老师夫妇泡茶聊天、郊游、庆贺生日等活动。
    对当年一中的学习生活，今天或许有人觉得艰苦乏味，觉得我们的书本知识可能浅薄，觉得学习时间被占用太多等等。但我要说，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历史。那种艰苦的学习生活，学习生活中必有的繁重而危险的劳动也许一去不复返了；但学校忠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突出德智体全面发展，师生们全力以赴地教与学。那纯朴而积极向上的理想，那忠心爱国爱党的情怀和立公为民的志向，“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承诺都是真善美的体现。我们经受着挫折，投身于五行八业中；我们回乡下乡，道路曲折，但我们都承受过来。我们始终爱党爱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欢欣鼓舞。
    我始终觉得：当年的云霄一中是名符其实的培养素质全面的学生的可爱的地方。
   
作者简介
    罗顺德，云霄县上河村人，从事中学语文教育三十年，2008年退休。履行＂活到老，学到老”的教诲，耕读相伴。

发表于“六十年代县城生涯”

（六十年代研究员）

发布时间：2022-11-07

刘正明

很全面，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