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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林建云 于 2012-8-18 10:11 编辑
困惑与彷徨的岁月
1976年,是个风云多变、难以忘却的岁月。1.8,国人所敬重的周总理逝世,追悼会的那天我们集中在大队部;当收音机的哀乐响起时、所有人自动走到院子中,冒着绵绵阴雨低头默哀,眼泪与屋檐的雨水一样落个不停,……。清明前后,百万民众自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一段时间,诗歌、传言漫天飞;“黄埔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总理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记得是74届的知青同学手抄赠送的;我们这代人怀着对周总理的敬仰与思念、对未来局势的困惑与关注,特别喜欢打听“路透社”的各种消息。7.6,老帅朱德委员长逝世; 9.9,毛泽东主席逝世!数月间国家栋梁屡折,中央斗争日烈,国之大厦能安乎否?今后的路向何方?……。一段时间,人心沉重、举国忧愁。
1976.10.6,终于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振奋、全民狂欢!“四人帮”倒台的第二天,公社通知我们参加县里大游行,我即刻通知“全体队员不得请假”,是日,全体步行到云霄县城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
“四人帮”被粉碎后,本期望着全社会能由此而振作起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人民的积极性,可是,我似乎没有看到! 在那段动荡岁月中,人们对农村体制开始产生了怀疑,并暗暗地进行了抵触。 1978年‘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的事件并非首例!1976年下半年,我们大队的一些生产队(如林蒜花所在村)已经暗地里分田到户(没有签责任书)了;虽大队曾经打压,但谁也无法解决因“有人懒惰,有人勤快;勤快人干活供懒人吃饭,勤快人最后因心里不平衡也学懒惰;最后大家都没饭吃”的现实。于是,打压归打压,行动归行动,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变相包产到户逐渐形成一股暗流。
分了田的生产队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也就是说:大队的“公工分”毫无用处!因此,有些队员、诸如林蒜花就不得不退出了本果业队,林蒜花同学从此便失去了联系。自此之后,果业队人数不得不缩小了,即使仍保留着的人员也显然不像以往的安心。 国家政局动荡、乡村治安也难维安:供销社一营业员因私下赊账给小村庄供销点,在去讨债的夜晚被槌杀、并沉尸河中;集体果园出现几起被占地建私房;324国道的护路林屡屡被偷砍,……。
供销社营业员被杀案很快被公安所侦破,我为捞起的尸体站了一夜的岗。 而保护324国道防护林的责任却落在基干民兵的头上。 我集中了队里的骨干先让他们对各村可能偷砍树的人进行了解、排查;同时,安排了晚上彻夜巡查,把自己放在被偷砍的重灾区——圆子岭路段。数日平安无事后,由于彻夜巡查实在太辛苦,我们改为机动巡查,但我仍然暗中固守圆子岭。就在改为机动巡查的第二天凌晨,天色仍然灰暗,我看到一个人扛着树木往小路跑,我喊他停下,他跑得更快!于是,我朝天放了一枪、再做瞄准姿势;这下子把他给吓坏了,丢下树木、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我把人和树一同交给大队去处置,这位偷树者是一位在本队“尿素被偷”事件中跳得最凶的生产队长!我们在他家前面小池塘里捞出好几棵以前偷砍的树木。
本以为抓住了偷树者可以震慑偷树风,可没想到,在处理此事件的生产队长会议上居然有人提出:“反正迟早会被少数人偷光,不如干脆分给各生产队砍了作为集体生产用途”的提议;更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竟然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与大队领导的同意! 我力阻无果,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有队员报告‘治安主任’的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去偷砍树,且用石头砸发现并阻止他的女民兵!赶到村头,那小子已被逮住了,本来正有一股‘窝囊气’没得出、况且与其父还有“旧恨”的我,下令把他吊在村口小楼上示众。
当晚,‘治安主任’携着儿子到我家 ‘告状’去。于是,我故意“有家难归”,直接到村书记家中去“讨饭”吃。次日,村书记把‘治安主任’叫到大队大骂一通:“你是‘治安主任’,你儿子去偷砍树不说,还要砸维持治安的女孩,你还有脸去告状!……。”
看着生长十几年已经浓荫蔽日的公路树一棵棵倒下;看着侵占集体土地与财产的行为日盛;看着因集体分化而离开果业队队员的无奈面孔,……。我的内心处于十分苦楚与悲哀!我困惑、无助、彷徨,也开始冷静思索: 难道坚持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老一辈领导人的过去而崩溃? 分田到户是农民所自愿、且这样做他们有着更大的自主发挥的空间,是对还是错? 我有必要这样执着作为这种体制的守卫者吗?
正当处于困惑、彷徨的时候,我收到了“年底将恢复高校招生工作、且要恢复考试制度”的信息。我想该是结束这种痛苦、困惑与彷徨的时候了。我毅然自行退居二线;同时,把高中的书籍与作业又翻了出来,开始又进入‘静默’的复习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