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正明 于 2014-1-9 21:38 编辑
我的饲料之路(下) (1班)林建云
三、蹉跎岁月 1989年,是中国自解放后社会最不稳定的年份。在社会经济制度大变轨的年代,国家主要领导一手强、一手弱;对于过去的太多否定以致社会信仰丧失、自由化思潮泛滥。又由于北京的高官子女仗着老子的权势从公有体制转为私有体制的过程中疯狂牟取暴利,且得志便猖狂——“太子党”到处横行霸道! 面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腐败问题,促使知识青年的怒火难遏、形成了一时狂躁的学潮,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地震”。 “6.4事件”的余波遍及全国各个行业。由于国际制裁,刚刚兴起的中国养虾业由于出口受阻,使得虾价猛降,养殖者血本难归。1990年的亚洲虾类流行性病毒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使得虾类养殖业一度几乎归零!从在角美作为合资企业的“龙台饲料公司”搬到漳浦旧镇转为独资的“统一饲料有限公司”的台湾老板见势不妙,以企业为抵押,向工商银行贷了500万后卷资逃跑了。漳州工商银行的相关人员上我家请求我把那企业维持下去,他们承诺将全力支持。我老婆一票否决——亏了钱事小、丢了人事大!于是,我帮工商银行处理了拍卖事宜——收回不到150万。350余万国有资金就这么流失了! 不知怎地,“6.4事件”过后,信达总公司的人事出现了大变动。信达饲料公司换了一个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年轻经理,公司的司机也换成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可是,自此之后,原来产品质量稳定、具有品牌名气的信达饲料却变得质量波动不稳,人事关系也紧张了。 比起水产饲料来说,畜禽配合饲料要简单得多。以饲料能量为主要需求的畜、禽饲料,只要调节好蛋白质/能量的比例,调节好饲料中蛋白质的氨基酸平衡、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平衡,控制好饲料卫生指标,一般都可以生产出符合质量要求的配合饲料。饲料原料也很简单:主原料为玉米、豆粕、菜籽粕、鱼粉、米糠或次粉等;矿物质为磷酸氢钙、贝壳粉、食盐;加之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添加剂;如若遇到冬季寒冷天气时,适当补充些油脂基本就齐全了。配合饲料只考虑畜、禽的营养需求、不考虑防治疾病,故不用考虑添加药物类成分。 新的经理来了不久的某一天,老厂长和漂亮司机到所里接我,说是龙海紫泥养鸭户反映鸭吃了饲料后出现问题,且开始出现了死亡。到了养殖现场,我看到了鸭群确实精神萎顿、食欲不振,鸭体消瘦、羽毛不光亮,排出的是稀粪;小鸭趾部发紫肿胀、出现跛行等症状。且饲喂“信达饲料”的症状都差不多。我问厂长:最近配方或原料有何改变?厂长回答:“配方没变,而只是你说不能用的那些玉米,经理叫我们搭配用掉了。”“是这批次吗?”“是的。”“搭配比例多少?”“40%”……我明白了,病鸭的症状和饲料原料的胡乱使用均说明已发生了“黄曲霉素”中毒事件! 霉菌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约10万种),其中大部分是非致病性的,有些对人与动物还是有裨益;但也有少数是会产生有毒的“代谢产物”,黄曲霉就是其中最典型之一。植物从种植到食用过程均有与霉菌接触的机会,而环境因素:温度、湿度、营养等因素影响着霉菌的生长与繁殖速度。故,北方不易出现的黄曲霉在南方很容易产生,尤其是玉米、花生等原料。在前一阶段的仓储检查时,我发现一批没有按照“先进先用”仓储原则而滞留仓底的玉米已出现胚芽部的霉变,故令其淘汰。没想到新经理却认为“人吃都没问题,何况鸭?” 孰不知,鸭类,尤其是雏鸭、小鸭对黄曲霉毒素最为敏感!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造成的中毒已是事实。我叫养殖户们停止使用这批次饲料,并召回所有这批次生产的饲料,让公司用比这批次饲料档次更高的饲料替换之。作为应急处理,我叫养殖户自行买些红糖加在饮用水中让鸭子服用,红糖的钱由公司负责。由于处置及时,黄曲霉毒素事件给予平息了。可是,新经理则认为这是我故意给他为难的“小戏大作”;甚至,越权处置了。在公司的会议上他特批猛批我和老厂长。 时过不久,化验员告诉我,对一批新进的鱼粉进行检测发现:水分竟然高达31%!她报告了经理,万没想到经理却说“谁叫你写水分达31%”。她觉得这化验员有或没有都一样了。我劝她还是坚持,并解释:经理目前比较没经验,或许以后会好的。其实,我心里也开始茫然了。又过没多久,经理高兴地告诉我:进了200多吨浙江鱼粉,味道相当不错。二百余吨,对于鱼粉使用量比例不是太大的畜禽饲料来说,需要库存很长时间?随后我到化验室看了检验结果,大吃一惊:油脂高于16%,水分也高于14%。这意味着这批次鱼粉在储存期间可能会“自燃” ! “鱼粉会自己燃烧?”经理笑得太张狂了。感觉到人格受了羞辱的我不再向他解释太多了,因为没用!于是,我到了仓库,吩咐仓管员最近要密切注意这些鱼粉的温度变化。约过了十余天,经理挂电话来问:鱼粉都在发烫了,怎么办?我不客气地回答:“不是鱼粉不会自己燃烧吗?”高脂肪、尤其是高含不饱和脂肪酸,且水分较高的海产鱼粉,由不饱和脂肪被氧化的过程会自发热,将可能导致自燃、甚至燃烧。而这批鱼粉油脂、水分均符合自燃的条件。 没办法,唯有是把鱼粉运到郊区水泥场去摊开散热,同时挥发去部分水分后再次包装;且在存储时减少堆放层次并小堆堆放。尽管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鱼粉挽救了,可是,部分原来堆在中央的鱼粉已明显结成暗褐色的团块了。这时,经理变得很客气地问道:这还能用吗?我说:质量肯定是降低了。“只要能用就尽量把它用掉,成本大一点问题也不大。”这是既无知、又固执的“企业家”所说的话! 如果这是他自己的企业,会是如此吗? 我开始担心:我的名誉将会与信达饲料企业一起被毁!于是,1989年底,我以工作忙不过来为由,提出要招个助手。经同意后,我把从深圳“正大集团”鸡场整天给小鸡打疫苗、打累了,跑到厦门来找工作的贵州农校畜牧专业走出来的胡德义招为技术员。为了强化技术员、并给饲料产品多一份保障,我要求在“湖里水库”(现为湖里公园)建立个养殖试验基地。也就是在那个养殖试验基地,我亲身体会到白羽肉鸡(A.A)在45天的饲养期,其羽毛就能够长齐,体重达到2kg以上,饲料系数(料/肉比)仅为2.2的事实!而我国改良品种的黄羽肉鸡则需饲养70天以上羽毛才能够长齐,平均体重为1.5kg,且饲料系数为3.5。这就是不同动物品种的不同养殖效率,这种效果并不是“中国制造”的。 1990年12月,新技术员基本能够接班了,我毅然提出辞职。辞职后不到二年,厦门信达饲料公司真的倒了。据说,公司倒的时候,领导们也捞到了倒的不少好处——当官真好!那位小胡技术员后来也成为这行业的一位小老板。 而我,则沦落为私营饲料生产企业——农民企业的技术顾问。但,这些没多少文化水平的农民企业家,由于他们没有文化,又是从农民阶级起步,故,很听话。我也得到“能够满足自我”的尊重!现在,这几个农民企业家的“农民”二字基本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老板”、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都不再是单纯的饲料企业家,而是“多种经营”的企业界人士了。农民,也能够成为企业家,只要他们敢于去拼、善于“借用别人的脑袋”,一样能够取得成功! 经历过蹉跎岁月和坎坷饲料道路的我,现在最大遗憾是:原来这些饲料企业的老板要见我时,需要与我预约;而现在是我要见他们时,则需要先挂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这就是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 四、探索 刚刚从家庭分散养殖型、自由放牧型逐渐转化为规模化、集约化养殖的我国畜、禽、渔养殖业尚处于探索和不规范状态的1996年初,“中国畜牧兽药与饲料工业”展览会于厦门富山国际展览城召开。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对饮食结构的逐步变化,肉、蛋、奶、鱼的需求量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集约化养殖必然成为中国“菜篮子”工程的发展方向。作为“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环节链之一——饲料工业的发展也备受国家农业部的关注。因此,农业部饲料工业办公室的一帮人来厦参与了此会。 会议期间,农业部饲料办向地方饲料主管部门了解了本地饲料工业的发展、以及抵御外资饲料企业的状况,我应邀参加座谈。在如实汇报了厦门民营饲料企业在与“正大集团”等外资企业竞争中逐步得到发展壮大后,农业部饲料办的工作人员显得很高兴,提出要参观厦门饲料企业。我带领他们参观了数家民营饲料企业之后,他们与我进行了个人交谈;他们坦诚地表示了对中国饲料行业发展滞后与脆弱性的担忧:“自改革开放以来,仅‘正大集团’一家外企进入中国饲料市场不到四年、就已经占领了我国近三分之一的饲料市场。而我国正在积极准备加入WTO,届时将面对的是全球饲料企业的竞争,中国的民族饲料工业能否抵御外企的竞争?饲料工业直接关系肉、蛋、鱼的‘菜篮子’工程与民生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为了未雨绸缪,农业部和国家科技部拟投资、成立一支饲料科技队伍,以扶持我国饲料工业快速发展。 经过了企业的参观与接触,农业部饲料办人员了解到我是厦门民营饲料企业的主要技术后盾。为此,特邀请我参与这支欲组建、“事关民族饲料工业兴亡”的科技队伍。听了那些事关民生与国家稳定的大论后,我的“匹夫之责”油然而生。恰在那个“海洋科研”不太受重视的年代,我的单位也爽快地同意给借用半年。于是乎,于1996年6月,我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担当了“中国大华人饲料科技集团”技术部副经理,走上中国饲料工业发展的探索之路。 在北京期间,我接触了中国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北京农业大学(现改为“中国农业大学”)等不少学者、专家,与之交流后收获颇多。在此之前,我所关注的主要是饲料产品对饲养动物(畜、禽、鱼)自身健康和生产效率的问题。而在北京,听到了不少学者对集约化养殖将面临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养殖产品质量问题,以及不规范的配合饲料、滥使用药物的养殖过程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等宏观问题的讨论。自此,一个新的概念——“饲料安全与卫生”在我心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大华人饲料科技集团”任职期间,真正呆在北京的时间很短;前期主要是对我国主要饲料生产基地和养殖基地进行考察、调研。我们的足迹遍布东三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江西等,考察的对象是当时的国营饲料企业、大型养殖场。在东三省参观了大型肉鸡、蛋鸡养殖场;看到了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玉米——饲料的主要原料。当然,也少不了“摸蛤兼洗脚”——观光。 在此期间,领略过“京官”(我还不是官)的荣耀与待遇:一些大型养殖场通常是不让外人进入的,而我们却能够换上他们已消了毒的服装、进入养殖场享受现场参观权;而最不能习惯的是“吃与喝”,北方的“酒文化”实在让我承受不了!对中国饲料现状的调研过程。让我了解了当时我国饲料工业的现状——几乎都是地方粮食局属下的国有企业。最后,我们确定在江西省抚州(临川市)崇仁县与一家粮食局属下的饲料厂进行技术合作与改造试验。 由于京城的人不习惯于穷乡僻壤的生活,与江西崇仁县龙乐饲料厂的技术合作由我驻现场负责。当年的崇仁县还相当贫困,人们的观念也十分保守;如地方政府接待我们时,点的都是山珍野味、且大锅大盘的菜肴,一般都吃不到一半。吃剩下的菜肴我叫他们打包带回家以免浪费,他们却都说:“羞死人呢!”谁都不敢;饭店也没有专供打包用的餐盒。于是,我就到街上买来塑料袋把比较好的剩菜打包、提到技术员家中去;这下可把他的一家老少高兴坏了——真是个“死要面子”的地方! 江西崇仁最具特色养殖的是“崇仁麻鸡”,要把饲料产品打开局面,一定要先过“麻鸡”配合饲料这一关!而“崇仁麻鸡”是什么样?我虽已经吃过了,但却没看到活鸡。于是,我要技术员带我去参观“崇仁麻鸡”的养殖,他告诉我要早起才行。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启程到一山地养殖场,当我看到那麻鸡时,挂在心里的石头一下落地了——在同安进行的鸡用饲料添加剂与配合饲料养殖试验时,本地鸡群中就有部分是这种生长较慢、飞得很高的“土鸡”。“崇仁麻鸡”养殖模式有其特色:早上一早就放其在山坡野外觅食,晚上才用配合饲料让其在鸡舍中自由采食。故,虽是规模化养殖,但不失其天然风味! 经过约3个月的机器设备安装与调试,第一家“大华人”饲料生产企业终于可以投产了。“崇仁大华人饲料厂”在热闹、隆重氛围中剪了彩;配合饲料的质量也一炮打响。 可是,后续的人事与体制改革却让我寸步难行!由于新厂所采用的是自储料筒至饲料产品出来基本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农业部支持项目),所需要员工的数量已不需要那么多(原厂约70余人,实际一半足够)了;我提出精简1/3,保留 2/3人员;且饲料原料务必由实验室检验合格、技术部经理同意之后才能采购进厂等一系列管理方案与制度均遭遇到阻力。主管的粮食局局长拿着我起草的方案到招待所找我:“要保留谁、精简谁?那些被下岗的员工很可能会拿着刀子到我办公室去与我探讨要谁先去见马克思的问题!”我说:“就那么200余元的工资有那么严重?”“那不单是工资的问题,还存在‘我为什么被下岗’的面子问题!”由于饲料厂采购的肥缺都是局长的亲戚,原料采购制度也同样难以执行:“我们资金这么困难,人家能够把原料发给我们就不错了,要挑三拣四的,恐怕生产难以得到保障”…… 虽说粮食局长的说法有其私心的一面,但也有现实客观存在的事实。看到真正要改革时的诸多困难,看到我所走过、看到的国有饲料企业的同类弊病;我向农业部饲料办写了份调查与试验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民族饲料工业的最大问题并非技术问题(因为每个饲料企业都有被冷落在哪里的农业院校毕业的畜牧养殖或兽医专业的技术人员),而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并非我们技术力量所能够解决。由于看不到“技术拯救民族饲料工业”的曙光,且我被“租用期”又到了;于是,我向集团公司的老总挂了个辞职电话后,便从江西直接返回单位报到了。 1997年,虽已经离开了“中国大华人饲料科技集团”,但对在其任职期间对我国饲料行业的所见所闻、专家学者们对不规范的饲料生产可能对人类健康潜在威胁的忧虑,以及当时的饲料生产行业确实存在诸多安全与质量隐患问题;我感觉有必要予以总结、并以制度化予以自律。为此,特向农业部饲料办撰写了“饲料加工企业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这一规范性与技术性的报告。 1998年中旬,江西省计委给我挂了几次电话,告知了江西省国有饲料企业都准备转为私营化,希望我组织福建有实力、有经验的企业家前去竞购。遗憾的是,我没钱;而有钱的却不愿意干饲料行业、更不愿意到内地去发展。 由于中国饲料企业逐渐走向民营化,“中国大华人饲料科技集团”也随之成为历史。在探索中国饲料之路的“大华人”岁月中,虽无法力挽狂澜,但对中国当时的饲料行业现状和发展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同时,也看到了不少卓有远见、富有责任感的农业官员与专家学者们为民族饲料工业和养殖业未雨绸缪,极力改革的正面因素;并从中学到了不少从书本里无法学到的社会良知与丰硕知识。 中国饲料工业之路——我也曾是一位探索者! 2012、12、02~19 |